美国学术自由理论探究

美国学术自由理论探究 学术自由是一个合成词,自由受到学术的内涵界定。何为学术?在学术自由传统最先确立的德国,学术包含研究和学习两个下位概念。学术自由理念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思想自由密切相关,但学术自由有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学术自由与合法性 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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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自由理论探究

学术自由是一个合成词,“自由”受到“学术”的内涵界定。何为学术?在学术自由传统最先确立的德国,“学术”包含“研究”和“学习”两个下位概念。学术自由理念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思想自由密切相关,但学术自由有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学术自由与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的概念由来已久,有的学者认为“合法性”即“正当性”,在最初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指合乎法律或法治理念,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有关。经过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和近代个人权利意识萌芽的影响,其意义与以往不同,指某一政治秩序是否应得到其成员认可,且多与政治权力有关。马克斯·韦伯首先对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研究,根据他的论断,一种政治形式有“正当性”理由,才能被人们所接受,从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前提[1]。由此看来,合法性的最初核心含义是“合道义性”。在此,我们将学术自由的合法性与正当性(justification)区分开来,学术自由的正当性是基于追求真理的自然属性,它基于这样一种公认的假设:学术自由是对真理进行不懈探寻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自由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并非民主国家的出现及政治与法律的保障,而是学术研究追求的产物;而学术自由的合法性是基于对学术自由正当性基础上谋求“合法性”的过程。
  美国学者John R.Searle 认为,学术自由的合法性来源于知识论。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是探求人类认识的本质、来源和发展规律的哲学[2]。知识论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知识论的相关问题主要有三类:知识的性质、界定伪证的标准、经验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哲学家们倾向于将理性看作认识的标准[3]。知识论基础包含的假设有:(1)知识有时会出于实用的价值而存在;(2)大学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应致力于知识的进步和传播;(3)知识真确性必须要经过质疑和检验;(4)有资格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应是具备专业知识和正确的研究方法[4]。现代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真理的发现、传播、解释,学者们研究行为的本质是不断完善已发现的理论,并致力于寻求更合乎实际经验的解释。任何理论都存在缺陷,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应该遵循知识论的传统,这是一个难以预见的寻求真理的过程。因此,许多学者进行知识理论的研究,并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真理,存在分歧就在所难免,这赋予了学者在探索研究自己结论的正确性上充分的自由。
  有学者认为学术自由的知识论基础起源于德国,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起源于德国众所周知,其知识论基础是否也是起源于德国并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奠基人如威廉姆·洪堡是继承了中世纪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精华,使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制度形态,而不仅仅是个别学者追求的浪漫主义情怀。知识论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德国的历史境遇不同,知识论传统也不同,各自面临的学术自由问题也各异,但并不影响两国进行现代学术自由理念的合法化进程。
  二、学术自由与杰斐逊的思想自由理念
  美国建国初期就通过了《宗教信仰自由法案》,政教分离得以实现,政教分离带来了宽容精神。对宗教的宽容精神之深刻体现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出台。可惜,当时的学术自由事件的受害人并未想到用此为自己的权利辩护,这种无意识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理解了为何美国学术自由理念的形成到制度化的确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不仅学术自由的权利意识尚不健全,经过战争重创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学院时期也是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困境。在美国革命战争的战火弥漫之际,殖民地学院的办学秩序和办学水平遭受重创,学院的学术自由更是难以保障,高等教育严重倒退。独立战争胜利后,战争的不利因素在学术事业发展中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虽然传统的宗教机构和残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基督教作为新教派对旧有宗教秩序的反动而引发的新一波宗教热情成为抑制学术研究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其次,由于美国宪法未明确规定国家对教育的义务,地方势力就会放手干预进教育系统。独立后的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新的学院数量也不断增多,1780年前,美国高等学院仅有9所,1799年时就达到了25所,到1830年,美国常设性学院已达到182所[5]。然而数量的迅速膨胀并未带来学术自由的进步,如雨后春笋般新建学院并未对学术工作的质量予以重视。学院为了吸引更多学生,不惜降低入学费用,学费的降低必然就会降低教师的薪资,进而威胁到大学教师的生存状况。教师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而校董会又完全垄断着对教师的任免权,因此教师常常处于为失业而担忧的顾虑之中。当时社会对于研究工作并没有紧迫的需要,教师的学术任务就是教学,并没有创新的研究活动。因此在这一时期,大学教师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与不完备的晋升制度中,转行和转校时有发生[6]。
  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的贡献不仅在于起草《独立宣言》,使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更是美国教育史上为数不多的“教育总统”[7]。作为站在旧学院时代开端对高等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杰斐逊的知识论和思想自由理念深刻地体现在其教育思想和创办第一所公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实践之中。
  杰斐逊的思想自由主张是建立在他对知识论的见解之上的,与日本将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不同,杰斐逊更多的是将教育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相连。“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无限的,而是无法确定终点的向前发展,没有人能确定和遇见知识追求的期限。”[8]杰斐逊认为,知识是一个传承的系统,每一代人都是将从前辈那里学来的知识和自己新发现的知识相结合,并传向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向下传,以促进人类知识的无限发展。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无知意味着愚昧,愚昧意味着软弱,民主就难以实现。而“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知识便是幸福”[7]。由此可见,杰斐逊对知识的崇尚是建立在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上的。杰斐逊在当选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期间,多次提出关于普及知识的法案,除了促进教育平等,提出关于威廉和玛丽学院增设科系,向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学生传授主要知识,扩大学生选课权利等议案。在其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杰斐逊的知识论本质和思想自由理念。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guoxue/20161020/6426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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