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运城地区书院的发展、分布及现存碑刻文献初探

我国古代的地方教育,有官学、义学和书院三大系统。官学为官府所办,依据官府级别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义学是各地乡绅、义士等有志于教育者所办之私学;书院是既独立于官学和义学之外,又与官学和义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育机构。本文拟就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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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的地方教育,有官学、义学和书院三大系统。官学为官府所办,依据官府级别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义学是各地乡绅、义士等有志于教育者所办之私学;书院是既独立于官学和义学之外,又与官学和义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育机构。本文拟就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的发展、分布、现存碑刻文献等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运城地区书院概述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五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顺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

  又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在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

  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

  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所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卷九
  
  可见,此时的书院是官方的学术机构,而非教育机构,主要承担整理和校勘皇家藏书的任务,同时为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贤任能等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供皇帝选用和参考。所以清代学者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兼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卷十四作为古代讲学、研究、藏书、刊书的一种综合教育组织,始于宋代。元代进入了繁盛时期,明清两代普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于维新派的大力提倡,光绪皇帝开始下令将其改为大中小学堂,一直到二十八年(1902)全部改为学堂。至此,延续了千年的古代书院宣告终结。

  据《山西通志》《平阳府志》《蒲州府志》以及各县志等记载,截止光绪年间,运城地区自宋代以来共建有书院 70 馀所。宋代 1 所,建于宣和七年(1125)的夏县温公书院;金代 1 所,建于大定元年(1161)的绛县涑阳书院;元代 4 所,建于至顺四年(1338)的闻喜县董泽书院、至正三年(1343)的永济首阳书院、解州的裕斋书院和新绛的河汾书院;明代 11 所,主要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三个时期;清代 39 所;始建年代不详者 6 所。各县书院的名称、设置地点、创建时间和现存碑刻等情况如下表:【表略】
  
  由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运城地区书院的建立不仅仅是在州县所在地,也普及到了一些乡村。

  其选址也非常讲究,或是学宫附近,或是名人故乡,或是名人曾经读书处,或是私人、家族园林等;或依山傍水,或改建庙宇、旧官署等。其创建人多为州县行政长官和乡绅。由此也反映出运城地区在明清时期教育的普及程度。然而,从现存情况来看,曾经活跃于河东大地的众多书院,昔日完存者没有一所。只有安邑的河东书院和稷山的杜陵书院还残存一些建筑,从中可见曾经的辉煌。

  二、运城地区书院的特点

  就文献记载和现存的书院而言,运城地区书院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清代是运城地区书院的繁荣时期。在 70 馀所书院中,清代创建、重建、扩建的有50 馀所,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以上。而之前的宋金元三代建立书院 6 所左右,明代也只有 11 所。究其原因,与清代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不无关系。清朝经过康熙、雍正之后,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家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对“兴学育才”,既提出需要,也提供了条件。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乾隆初年做出一系列鼓励政策:一是对书院的教学人员,“如果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奏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至于“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舞。”二是提高府州县学教职的待遇。按照旧例,“教职两官同食一俸”;改为“着以乾隆元年春季为始,各照品级给予全俸。”三是对于“举贡生员”,“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肄业”。
  
  其二,书院的分布反映了运城地区的文化繁荣程度。书院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永济、新绛、芮城、安邑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域。作为书院“支流”的义学,运城地区的数量也很大。据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统计,河东地区共有义学 189 所,占到全省义学总数 385 所的 49%。义学一般设立于乡村,主要教育无力到城邑就学的农村生童。可见当时河东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而 70 馀所书院除少部分位于乡村外,大多分布在各县城,约占总数的 90%以上。分布于农村的义学和城乡的书院,反映出运城地区文化的发达与普及。运城地区的文化之所以在全省领先,一方面是经济条件。运城素有“棉麦之乡”的美誉,同时,池盐的生产和销售,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使运城成为山西省的经济重心和财赋的重要来源。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运城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来人文荟萃。明清时代,又是理学研究的重镇,也有利于书院的创立与发展。

  其三,书院经费来源多样化。从碑刻看,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官学大不相同。官学的经费一是教官的俸薪全部由政府支付;二是拨给土地,叫做“学田”,从学田收租,用以解决修建校舍和赡给贫寒生徒之用。据《山西通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山西全省有学田 275 顷,收租银 298两,收租粮 1182 石。乾隆十四年(1749),有学田277 顷,收租银 257 两,收租粮 1237 石。而书院的经费,除个别由政府拨款外,主要来源是由私人筹措捐献和私人捐献土地。按其筹款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1)州县官员捐献。临晋署县钱官俊为桑泉书院捐廉俸一百两,《临晋县志》卷二“学校”条载:“同治八年,知县钱官俊捐廉俸一百两,并邑人乐输共得银一千二百两,发商生息;地一顷五十亩,招佃采租。光绪四年,知县方戊昌又以团练馀银拨给书院三百两,均助士子肄业膏火。”卷二《城邑考》

  (2)更多的是捐助,自筹。稷山县思文书院《重修思文书院记》记书院于咸丰六年毁于一场大火,邑侯沈凤翔“谋诸众,众称善。先是稷之好义者议输金……今按之若干金,估值将半矣”。卷十《艺文下》安邑县条山书院《增定条山书院膏火记》记县令陶汝霖在书院膏火不足之时“又邀同诸绅陆续劝捐,除团 费 共 用 外,仍 余 银 二 千 两,俱 发 钱 行 生息”。卷十二《艺文》

  (3)学田收租。学田的租金是书院收入非常重要的部分。芮城县西河书院中《重修西河书院碑记》记载:“地一千七百亩,亩定租银七分,本年收租银一百一十两。”卷十五《艺文》书院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师束修和生徒膏火。

  永济河中书院学规规定:主讲按 10 个月计酬 420两,监院全年 68 两,斋长 10 个月薪水银 35 两,书役每个月公食银 2 两 5 钱。肄业生徒中,生员每人每月膏火银 1 两至 1 两 6 钱,童生每人每月膏火银 6钱至 8 钱。闻喜董泽书院同治年间收支概况为:募集资金 9300 两,发给当铺以 6 厘 5 生息,岁得息银650 两。按年支出:山长束修火食银 300 两,生童膏火及杂费 300 两,其余 50 两为历年修补房屋之用。卷十八《艺文》

  由于书院经费主要依靠捐助,自筹款额时多时少。因之,教师的束修和生徒的膏火的多寡,一定是取决于经费来源的多寡。运城地区书院的创建和发展,对当地教育以及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运城教育史和文化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运城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西方洋学堂的推行,书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仍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 考 文 献:

  [1] 宋祁,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李林甫等. 唐六典[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电子版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
  [3] 袁枚. 随园随笔[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4] 张捷夫. 清代山西书院考略[J]. 沧桑,1995(2).
  [5]艾绍濂、吴曾荣等. 续修临晋县志[Z]. 光绪六年.
  [6] 沈凤翔等. 稷山县志[Z]. 同治四年.
  [7] 言如泗等. 解州安邑县运城志[Z]. 乾隆二十九年.
  [8] 张亘、萧光汉等. 芮城县志[Z]. 中华民国十二年.
  [9]李荣和、刘钟麟等. 永济县志[Z]. 光绪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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