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民族团结论文范文(3)

第三篇关于民族团结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建国初期宋任穷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思想和实践 摘 要:建国初期,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的影响下,宋任穷根据云南特殊的省情,设计了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措施:积极培养民族干部,依靠民族干部去团结各族群众;发布加强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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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民族团结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建国初期宋任穷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思想和实践

  摘 要:建国初期,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的影响下,宋任穷根据云南特殊的省情,设计了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措施:积极培养民族干部,“依靠民族干部去团结各族群众”;发布加强民族团结的公告,努力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宋任穷为建国初期云南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宋任穷;建国初期;云南;民族团结

  宋任穷,湖南浏阳人,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建国初期,他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政委等要职。在云南工作期间,“他与省委的同志们一道认真贯彻党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清除匪患,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局势,巩固边防,使云南出现了党、政、军、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1]。

  因此,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就一直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称赞道:“在云南的历任省委书记中,我最佩服的是宋任穷同志。他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是政治家层次的领导干部”[2]。

  一、宋任穷重视云南民族团结的原因

  1.云南特殊的省情需要加强民族团结

  云南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据1955 年初步调查,省内除汉族外,有 20 个世居民族(后经识别确认为 25 个少数民族),包括 60 余个支系,260 个以上的不同民族称谓,人口 570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 70%以上。除了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外,还具有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少数民族信教类型最多、各民族关系特别复杂、民族问题涉及面广等特点[3]。

  其时,这些地区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主要有三种:一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二是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三是敌我矛盾[4]。在这三个主要矛盾中,民族矛盾处于中心地位,只有民族矛盾缓解,民族关系改善,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才能迎刃而解。如果民族矛盾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及时,将会加剧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建国之初,云南民族关系复杂、矛盾非常尖锐,少数民族对汉族成见更深。因此,尽快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建国初期云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工作。

  2.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平等团结,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党的领导人更加重视民族团结。1950 年6 月,毛泽东挤出时间在中南海住地约见宋任穷、卢汉。他指示: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随后,毛泽东又找宋任穷单独谈话,说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嘱咐宋任穷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云南的工作搞好[5]。1951 年 1 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朱德还抽空复电傈僳族代表裴阿欠、怒族代表李政才,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团结各兄弟民族”[6]。

  刘少奇也明确指示:云南工作中心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要阐明党的民族政策,要靠民族干部去团结各族群众[6]。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也高度重视民族团结。1950 年 7 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讲话指出:“我认为刘主席的报告和其他四个报告都贯穿着”团结朋友的基本精神,他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是人民的朋友,“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我们对于朋友的团结必须是坚定的”[7]。

  党对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视,对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宋任穷而言,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早在长征途中,宋任穷就在践行民族团结教育并初尝甜头:“一有机会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作解释,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情况大不同了”,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依依不舍”[8]。

  二、宋任穷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思想和实践

  1949 年 6 月,宋任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此后,他就利用一切机会加强民族团结教育。1950 年 2 月 20 日,宋任穷、陈赓率部进驻昆明。“一踏上云南这块土地,宋任穷就对民族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少数民族工作”[2]。1950 年 12月,宋任穷还组织召开了为期 9 天的少数民族专题工作会议。他反复强调:“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而且是地处边疆的省份,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9]。

  1.积极培养民族干部,“依靠民族干部去团结各族群众”

  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与各族群众联系的“桥梁”,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作用很大,宋任穷对此认识深刻。他身体力行,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为继续持久而有效地开展云南民族工作,推进民族团结,宋任穷想方设法留下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王连芳等人。他高度评价了王连芳的工作并诚心诚意留用王连芳:“我看你对云南民族问题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更细,干脆你就留在云南工作算了”。他还向中央提出把王连芳等同志留在云南工作。经过反复的工作,中央统战部才同意将王连芳和刘树生等 4 位同志留在云南工作,这也是中央派出的访问团在工作结束后唯一留在当地工作的 4位同志[2]。他们的留任,为云南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团结的推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宋任穷尽心竭力培养民族干部。1950 年 12 月,他全面部署了云南省民族干部培养方案:“为了培养民族干部,省筹办民族学院分院,培养一般县区的民族干部,以及短期性的培养一般区乡民族干部。首先以内地为重点,由各地区选送学生,专区可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县区领导机关也应以培养民族干部及民族工作干部为经常任务。

  训练班的(学员)如系土司送来,回去可由土司分配其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干部,已与群众取得联系,就不要轻易调动,每个民族工作干部也应有长期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要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要要求过高,要耐心帮助提高。任何歧视或打击的政策,都是有害的”[5]。

  出于加强民族团结,推进民族工作的考虑,宋任穷积极组建云南民族学院。他叮嘱王连芳:“现在云南民族问题之所以这样难解决,说到底就是我们党手中缺少大批党的民族干部,希望你首先协助省委办好这件事”[2]。在得知西南军政委员会只在云南设立西南民族学院分院这一决定后,宋任穷和云南省委还斗胆向西南局和党中央提出单独创办云南民族学院的要求,后得到批准。在宋任穷的督促下,1951 年 5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第 22 次行政会议决定成立云南民族学院筹备委员会。1951 年 8 月 2 日,云南民族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宋任穷到会并讲话,“他勉励各族师生员工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学习”[10]。云南省委喉舌《云南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指出:“它的成立,对于云南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云南各族人民今后的团结和发展,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省委明确了学院的办学宗旨:―是招收少数民族青年,培养成民族干部;二是培训民族地区县区两级领导干部。

  宋任穷还提出“来者欢迎”的口号,亲自对招生标准作了灵活的变通:只要历史清楚、拥护党的政策就是最基本的“德”;只要与本民族关系密切,愿意为群众办事就是最好的“才”。还要求云南民族学院的干部“能把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成自己的上级的汉族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云南民族学院开学后,宋任穷还率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校上课,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2]。

  在宋任穷的倡导和推动下,云南省民族干部发展迅速。1950 年,云南省仅有少数民族干部 1600 多人,到 1952 年则发展到 7481 人,增长4.6 倍,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干部[11]。少数民族干部的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云南民族团结。

  2. 发布加强民族团结的公告,努力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

  少数民族上层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很大,他们的态度对于民族团结非常重要,因此,宋任穷和云南省主要领导深入研究并发布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匪,巩固国防的公告》,此举团结了少数民族上层,还团结了他们所联系的群众。

  在访问中,工作队发现“少数民族很注重有大印的文告,看重信物、封号,而我们又不能再封头人,不能再给印信,只能考虑搞公告形式的东西”[12]。因此,他们向宋任穷等领导汇报这一想法。得到肯定后,王连芳、侯方岳拟出初稿上报省委。宋任穷组织专门召开了半天会,会上争论激烈。例如针对“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一条,有人质疑如果他们回来再破坏生产怎么办。“宋任穷则强调说:‘回来杀人的,不会公开来。公开来的,我们欢迎,给他高级待遇,一般说来,他不可能再来破坏,应该有这个信心'”[12]。在宋任穷的坚持下,省委通过了这个旨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公告。

  为增强公告的公信力,1951 年 7 月起,该公告在《云南日报》上连续登载半年,并大量单行印刷散发。公告称:“自我省解放以来,由于我各级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正确执行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已获得各族人民——包括许多土司、头人的热烈拥护,奠定各族人民永久团结合作的基础。但由于过去长期在大民族主义的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的挑拨离间,以致兄弟民族中,尚有些人不能分清人民政府与反动政府的不同。加以各兄弟民族中存在着一些顾虑,故民族隔阂尚未完全消除,亦有个别工作干部执行民族政策不足,对各兄弟民族的疾苦与困难体贴不够,因此在个别兄弟民族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帝国主义与残余蒋匪特务的挑拨诱骗下,尚未与我人民政府充分彻底的团结,甚至一部分尚采取错误的抵抗的态度……为加强民族团结,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国防,保护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居乐业,特发布十项规定”[5]。公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导致民族不团结的原因,还检讨了民族工作的失误,在此基础上,号召流亡国外的少数民族上层回国。在此公告的感召下,很多受反动势力挑唆而流亡国外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回国,如刀廷栋、项朝宗等[12]。他们回国以后,还担任了高级干部。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上层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少数民族上层归国潮的影响下,受他们影响而流亡国外的少数民族群众也纷纷回国,这大大推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

  即使对于极少数群众仇恨很深的少数民族上层,宋任穷等领导人也尽力团结,妥善安排。由于“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本地,我们的工作很难做”,所以,宋任穷等组织将这些人接到昆明并给予适当的政治和经济安排,“避免留在当地与群众的矛盾激化。

  这些人在本地住不下去了,也愿意留在昆明”[8]。宋任穷不仅要求各级领导把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来抓,他还注意抓典型,亲自做工作。对那些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少数民族上层,宋任穷也以诚相待,努力团结。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开始后,哈尼族上层李和才(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顾虑,当地很多少数民族上层也在观望他的态度。宋任穷让王连芳找来李和才,请他吃饭,同他谈心。宋任穷首先详细询问李和才及其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打消了他的疑虑。谈到民主改革问题时,宋任穷问李和才:“说老实话,你到底有多少财产”?李和才很痛快地回答:“云南人要论有钱嘛,是龙主席;要论田地嘛,恐怕要算我了。”接着就向宋任穷报出了自己在滇南各县购置田产的情况。宋任穷告诉他:“把你有的这些田地,都交给政府,再还给人民,你舍得吗?”李和才爽快地回答:“你是共产党最大的官,我听你的。再说田地都是身外之物,有什么舍不得的”。回去后,李和才不仅把自己的田产上交,还对整个滇南地区哈尼族上层起到了示范作用[2]。

  为团结少数民族,对于个别态度恶劣采取敌对抗拒的少数民族上层,宋任穷仍然以极大的诚意和宽容来对待。他提出:“诸葛亮可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不能?”迪庆的藏族上层汪学鼎,早年就与红军打过仗,解放前又被国民党委任为少将师长。解放后,他又两度发动武装叛乱。他被解放军抓获后,宋任穷立即电告平叛部队,对他不仅不关、不杀,还要求廖运周师长务必保护好他,不要使其自杀,并亲自护送他到昆明。宋任穷又亲自会见他,劝导他痛改前非、立功赎罪,并指派王连芳与他谈心做工作。在宋任穷即将离任云南之际,景颇族传教士斯拉山不顾劝阻而流亡国外。宋任穷得知之后,并不因即将离任而放手不管,他要求地方政府一定不要逼迫斯拉山,同时“对他与教民的政策一如既往”。

  不久,斯拉山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诚意所感动,回归祖国[8]。宋任穷的努力没有白费,建国初期,云南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1951 年元旦,普洱区 48 位土司、头人、少数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按照佤族传统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当时,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比如在宁洱区,各兄弟民族就都抢交头粮以换得一张毛主席的图片”[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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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苏平.王连芳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3]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资料专辑:云南土地改革[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4]张文孙.在禁毒斗争中正确地处理民族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1999,(5):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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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8]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9]宋任穷.充分发动群众,打下坚定基础——回顾 1950 年,展望 1951 年[N].云南日报,1951-01-01.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4 辑: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1)[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宋任穷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2]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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