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色旋律经典的音乐史评——评《红色经典音乐概论》

红色音乐对大众来说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熟悉是因为常见,尤其在近年来庆祝抗战和长征胜利的日子里,它常常被提及并见识到这些经典旋律的动人之处;陌生则是普通爱乐者认识的面较窄就是常见的那几首革命歌曲,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由李叔同、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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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音乐”对大众来说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熟悉是因为常见,尤其在近年来庆祝抗战和长征胜利的日子里,它常常被提及并见识到这些经典旋律的动人之处;陌生则是普通爱乐者认识的面较窄——就是常见的那几首革命歌曲,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由李叔同、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的歌曲,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作曲家们为寄怀先烈和曾经的峥嵘岁月而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其实,“红色音乐”远非止于此,它有着深广的内涵与外延。以内涵来说,“红色音乐”是中国人在追求民主与解放进程中,以民族音乐文化为题材而创作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并旨在表达爱国情怀的那一类作品;从外延来说,反映中国人在革命与建设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及文艺政策、思想观念等。“鲁艺”文化的精神发扬者、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教授主编的《红色经典音乐概论》(以下简称《红论》)即是站在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的高度,站在全面审视红色经典音乐的宽视野中,对“抗战”、“长征”等“红色主题”语境中产生的音乐作品及其思想进行历史成就的总结,对其音乐技法及其特色进行精微考释,以期对大众文化的建构予以精深引领,它除了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红色音乐”,还对丰富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中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有重要的参益。

一、《红论》本体架构及特色

书的结构往往是著作的宏观构思与微观阐释的特色之体现。从读者的需求来说,它是知识与视野扩展的重要选择,是否具有丰富甚至引领作用,内容架构及其特色起到决定性作用。以笔者阅读所感,《红论》有总有分,有纵向及横向分析,有专题与特点辨析,它较为全面、系统地带领大众认识了“红色经典音乐”的历史成绩。它的纵向以时间为序,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红色音乐经典”予以考索;它的横向以专题为点,对“红色经典音乐”作品的特点进行阐释。

在历史发展的主线勾勒上,正如书中序与前言所谓,它意在以历史学的纵向考梳,展现那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些温暖旋律进行历史价值与艺术特点的评品。以此为出发点,在纵向的线索上,《红论》安排了两章,即“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音乐”、“20 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音乐”,这其中仍有细致的结构划分,如前者有“红色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等时期的红色音乐历史成绩;后者又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20 世纪60、70 年代”、“20 世纪80、90 年代”等三个时期的红色题材音乐创作。在历史纵线的勾勒上,研究者又分“专题”而再行分析,如对文艺团体、音乐宣传、苏区红色歌谣、音乐活动、人才培养、音乐创作等,有些专题的集中分析全新地匡正了普通读者对于“红色经典音乐”范畴的认识,不仅从外延上,即作品名目,而且从内涵上,即音乐的功用。其中有些专题如人才培养、歌谣创作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新领域。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从继承发展的角度对解放战争时期那种新形势下红色经典音乐进行了深层次要素辨析,还从“鲁艺”传统的视角对“东北解放区”这一特定区域内的“红色经典音乐”进行历史成就的定性评价。

在纵向考梳的第二部分“20 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音乐”中,演奏者并未按照前一章的内容行文,而是以音乐体裁的历史总结为新视角。如“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红色音乐”分为歌曲创作、歌剧与舞剧创作、器乐创作;“20 世纪60、70 年代的红色音乐”中分样板戏音乐、其他红色音乐创作。这是基于当时音乐创演基本实情或本来面目而作的灵活处理,并没有固守体裁这一线索; 考虑到这一时期“红色音乐”创作的转型的实际情况,在“20 世纪80、90 年代的红色音乐”中分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音乐、题材与体裁,这些横向线索的不断衍展,深化了《红论》的历史成就,使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而非仅止于歌曲。

书读到此处时,可能很多读者以为这一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从其小结中的言论也似乎有此倾向。但话锋一转,《红论》进入了音乐思想层面的考辨范畴,“20 世纪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红色经典音乐”进行了四个时期历史研究: 建党初期、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再次以“红色经典”的特色进行专题延伸。按照前述的研究手法,这一历史纵向考察之中必将有专题性的细致分析。从衍生性上看,笔者在此章见识到了平时较少见到的一些文艺思想,如建党初期的“大众化”文艺思想、抗战时期的“民族化”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文艺思想。相信,很多读者也与笔者的感受一样,这些文艺思想多为陌生的领域或仅略知其名,至于其中的内涵,的确是急于想知晓的。因为这些语词经常在时下的评报中频发,是新时期仍然被重视的传统优秀经典,可见这些专题研究的与时俱进,同时也说明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史论两个方面的考述之后,令人期待的较为细致的音乐体裁的专题考述在《红论》接下来的四章中被逐一道来,即“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1949—1966) 的红色经典音乐创作”、“1966—1979 年期间的红色经典音乐创作”、“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0) 的红色经典音乐创作”。它们仍然在每一章中以时间的先后次序再行分时段或分地域,如“革命战争时期”以“红色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等部分进行细致专题研究,每个部分又分为小型的歌曲和大型的合唱与歌剧,这些大致的历史成就经过《红论》的细考,为读者打开一个个专题的微观世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红色经典”的专题也越来越细,声乐、器乐、歌剧及舞剧等不一而足。在“***”那个特殊时期,亦有除“样板戏”以外的声乐如“战地新歌”、器乐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及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被专题辨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还有很多艺术性较高的声乐、器乐甚至歌剧等,则是少见或被忽视的作品。在人们的“成见”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红色经典”即将远离大众的视野,其实不然,研究者以每十年为一区间(1980-1989……),对具有“红色经典音乐”特点那一类作品予以了归类并进行了细致考释,这种研究让读者大开眼界,对之前的片面认识有了新的“见识”。

《红论》的又一开辟领域是对音乐家的专题考述,著作从历史语境的视角辨析了这一群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却为专业音乐研究少谈或常避开不谈的音乐家们正名。《红论》不仅有历史的界定,还有生活实践、世界观、艺术修养、创作特点的分析,尤其指出他们在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中,创作实践中的“借鉴”与“继承”等方面的既往功绩。这些开创性研究视角的展开,是发扬著名音乐理论家郭乃安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学术观念之体现。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及时,而且很有必要,它将那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过哪怕是点滴贡献的音乐工作者拉入到当下读者的视野、认知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样才是继承发扬“红色经典音乐”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层次延展。这其中,对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音乐家的创作实践及思想观念进行分门别类地辨析,不是浪费笔墨的多余旁支,而是具有开创性、值得发扬的全面历史观之表现。

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是对当代红色经典音乐研究及成果的综述,涉及到研究的基本形态和代表性成果的举要。对全面认识以及欲将进入这一领域的读者、学者来说,这一部分是重要的学术背景及延伸。尤其是对代表性作家、作品研究状况的界定,对研究进程、范畴、方法等方面的界定,是非常需要的学理,对普通读者来说,也值得一读的专题性外延。

由上可见,《红论》论述有总有分,每一部分有概述有小结,引导与总结有助于阅读的兴趣与感悟;其展开则有纵向考梳,有横向比较,有线索考辨,有特征细究,在其内容结构设计上为相关研究专题提供了参考。

二、《红论》研究特色与贡献

《红论》充分考虑到普通读者之需,深入浅出,以朴素的文风,由浅入深的逻辑,引领读者逐步进入“红色经典音乐”的峥嵘岁月。品读而来,笔者觉得有以下特色:

一是对经典予以了准确界定。《红论》先在其“序”中对这一代表着先进文化属性的“红色经典音乐”进行了表征与标志的介说,这在模糊认知的语境下是非常必要的学理引领。它将广为流传的革命斗争与家国建设的音乐艺术精品纳入其中,并成为后文的核心所在;它以民族民间音乐旋律与风格为其表征界定的集中视角,给“红色经典音乐”以中国优秀艺术的代表性和民族进步的精神。这些界定是著作给人的先期总体印象。

二是循序渐进的论述逻辑。在有了先导性概说指引下,读者循着历史的线索,站在20 世纪上下半叶的不同语境中对“红色经典音乐”有了问题与细节的认知,从创作表演、人才培养到传承发展。在前者中,有歌舞剧、器乐创作的全面评介,在后二者中,为民族音乐文化持续旺盛发展找到了根源。著作的第二部分是从文艺思想的视角对大众化、民族化进行了历史地解读,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文艺方向、改革开放文艺政策等时期所涌现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艺为大众服务、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影响深远的思想进行了解析。第三部分是细说革命时期、新中国的三个时段的不同红色音乐发展状况,除了与之前概说的粗线条勾勒手法不同外,这一部分着重突出音乐本体技艺发展,以详尽的史料呈现,展现了这一课题的思考论证过程。第四部分是对人物的评说,它突出了时代、民族及音乐家们的个性魅力。第五部分是研究状况的调研分析,属于课题开展前的准备工作。

三是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运用。表现在:一是宏观的历史线索勾勒与微观本体分析的协调发展,它站在音乐史的视角,以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来展现“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美,这是诠释它为何经久不衰的根源性评析,如通过对《红旗颂》创作语境与音乐技术特点的分析,让人们知晓了这部经典在宏大题材内容的选择及音乐主题形象的构建上的巧妙之处,从而在表现新中国光辉历史上才有的新意情感与动人心声的源泉;二是资料的充分搜罗与深入分析的相得益彰,刘辉等学者在既有近现代史资料基础上,又利用“鲁艺”固有的学术优势,将相关红色主题的音乐资料进行了尽可能丰富的搜集,以笔者所感,有些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如抗战时期的红色民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歌曲、新中国建立后17 年间的歌舞剧、新世纪后的红色题材音乐等创作,这是研究者传承“鲁艺”精神,自觉担负起红色经典音乐传承的使命与责任之体现,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史料都被予以新的解读或分析,使其展现出应有的魅力,为红色经典音乐的历史价值注入了鲜亮的光彩;三是多维度研究思路的叠合与多种语境的不同转换,协同为红色经典音乐的认知拉深、拉宽了幅度,著作以纵向的历史关系分析了各时期音乐先后发展的因果关系,指出经典的根源在于民族素材及其精神,在于中国人不断向上的奋斗激情,而在横向关系上,《红论》以不同体裁的作品作比较,让读者知晓红色经典音乐并非仅止于歌唱性旋律,还有更广泛的现代音乐发展的推动之力,在社会学的诠释上,《红论》注重影响力调查,注意时代性的诠释及渲染,是其之所以至今鲜活的艺术之源,而非仅止于革命性,它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传承作用;四是行文的质朴与文辞的口语化,也为其吸引大众兴趣奠定了基础,不同于一些艰深、难懂类学术著作,《红论》是意在让学者与群众都能观赏之作,毕竟它是一个急需大众全面认知的专题,其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运用是其目标直达的方法所在。

《红论》的学术及传承的贡献首先是普及红色经典音乐,重申了主旋律音乐文化的历史价值,它将尘封的历史资料进行重新的整合与辨析,让其焕发出新的历史价值与光彩;其次是发扬“鲁艺”精神,将曾经的办学特色、学术传统进行专题性的展开、深化与开拓,以“红色经典”为窗口而将音乐创作与表演、思想观念纳入到继承与发扬传统优秀音乐文化的方向上来,这是沈音能重排经典歌剧《星星之火》,并能以此为突破口而推展学校的教学科研,从而屹立于兄弟院校的特色所在;再次是引领文化风尚,当下专业音乐院校对高精尖的认识有些偏狭,唯技术论、追新猎奇式的创新等充斥于坊间,而对像“红色经典音乐”一类的历史文化的技术不屑一顾,认为这些“简单”的旋律不足以彰显其技艺。这是没有认识“红色经典”的社会功能性、思想引领性之体现,《红论》无疑是以一己之力对上述观念给予了善意与巧妙地引领,是特定语境下的强调。以此来看,希望刘辉教授及其团队能坚持“鲁艺”路线,开拓创新“红色经典”的别样洞天,新探相关论题,给读者奉献新的“红色经典”。

结 语

《红论》站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高度,对曾经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红色经典音乐”进行了历史成就评析、考梳和特色价值的评判,全面、系统地诠释了它的内涵与外延,补全了大众对“红色经典”的偏狭与成见,引领了主旋律音乐文化建构的一时之尚。同时,这一专题的深展也是沈阳音乐学院研究团队发扬“鲁艺”走特色办学发展之路的学术表现。它以小见大,角度新颖,论述集中,逻辑井然,是团队研究通力协作的成果显现。

诚然,具有肇始之功的《红论》尚有些可以再提高之处,一是内容的精简与整合,尤其是某些史料的前后重叠,可再做统筹安排,而研究现状放在首章或缩减为绪论之中,或可能更合适些;二是谱例的选择与分析,尤其是那些大众较难见到的乐谱资料,略作引用并分析,对直观认知是大有裨益的;三是资料来源的注明,史料注明不仅是对原著者的尊重,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学术所需,尤其当研究有疑虑之处,后学者想要再做深入,能快捷地溯源探流,文献注明将为其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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