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

近年来,家庭战略(family strategy)理论在现代家庭研究中的有效性重新受到讨论。家庭战略论是指,家族的行为并不是被动地顺从于某些规则或规范之下产生的,而是在结构性的诸多条件的影响下,以提高家族的经济性的/象征性的利益为目标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带有主动性的诸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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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近年来,家庭战略(family strategy)理论在现代家庭研究中的有效性重新受到讨论。家庭战略论是指,家族的行为并不是被动地顺从于某些规则或规范之下产生的,而是在结构性的诸多条件的影响下,以提高家族的经济性的/象征性的利益为目标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带有主动性的诸多实践。

  其中,结婚战略、教育战略等家族行动的特定领域的概念为家庭战略的下层概念(sub-con-cept)。特别是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有关结婚战略的研究对家庭战略概念普及产生了很大影响。

  家庭战略研究在日本也较有影响。日本早期的家庭战略研究中曾经指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战略的主体问题,即家庭战略的主体究竟是家族还是个人;其二,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不一致问题。特别是日本传统的“家”制度中所显现出的家族集团的合理选择,往往是以家族中特定的个人做牺牲来实现的。当然上述观点针对的是日本人的家庭战略,但这些观点对观察亚洲女性的跨境婚姻移动现象有一定启示。家庭战略在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适应过程中曾经受到关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延边地区发生了众多的中韩跨国婚姻案例,大量中国朝鲜族女性嫁往韩国。当时很大一部分的朝鲜族女性是为了改善娘家(离婚者还包括子女)的生活而迈出这一步的。即使移居到韩国,女性婚姻移民与娘家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之间嫁往韩国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调查,了解婚后女性与娘家的阶层变化、娘家的生活空间越境化等,分析女性婚姻移民与娘家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婚姻移民的送出方,即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

  一、社会研究背景与调查研究方法概况

  (一)社会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延边的总人口为83.5万人,其中朝鲜族人口为52.025 8万,占总人口的63.4%。1949—1993年间,延边朝鲜族人口增长幅度比中国其他民族低,但仍处于缓慢增长趋势。1995年朝鲜族人口为85.995 6万,占总人口(217.588 8万人)的39.5%,逐渐转入下降趋势。2010年为80.108 8万人,占总人口(219.076 3人)的36.6%(延边州统计局,2011)。

  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的情况很罕见,因此朝鲜族的有识之士们有强烈的危机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外流包括大量的女性因为婚姻流向韩国(くォン,2007)。朝鲜族人口大移动,其中女性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赴韩探亲的人激增。1993年韩国的GNP为8 100美元,而中国仅为490美元。另外,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缺少就业机会,这些都是人口流动的输出因素(push factor)。看到有些人赴韩打工收入大幅增加,其他人也都热切地盼望踏上韩国一获千金。但是,赴韩打工并不容易。延边朝鲜族的祖辈大多是来自于现在的朝鲜,而黑龙江等地朝鲜族的祖辈大多来自于现在的韩国。因此,黑龙江等地的朝鲜族可以通过探亲访友途径去韩国打工,而延边朝鲜族就很难利用这一途径。当时有人不惜借贷款、缴高额手续费甚至通过偷渡去圆赴韩之梦。在这种背景下,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结婚就成为赴韩的一条捷径。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的跨国婚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92—1995年为萌芽期: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的婚姻,在此阶段主要是通过亲戚介绍而实现。赴韩打工潮开始席卷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居住区,国际婚姻介绍所亦开始现身于延边。那些怀抱通婚梦的朝鲜族女性中有些人是真心实意想结婚,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抱着赚钱的目的。

  (2)1996—2005年为高热期:结婚大潮中的大多数是年轻单身女性或离婚女性,也不乏极少数夫妻商量后达成假离婚的共识,不惜由妻子与韩国男性假结婚,以达到赴韩赚钱的目的。假结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为子女积攒教育经费,但长期的分居生活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最终也有迎来真离婚的夫妻。

  (3)2006年至今为冷却期:高热期中一些人的盲目跨国婚姻带来了许多惨痛教训,比如离婚率的增加、留守子女的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等。另外,2000年以后随着韩国“在外同胞政策”的实施,入国限制有所降低,赴韩门槛低了。另外,在韩打工的第一代供养出高学历的第二代,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前景不错,就业机会增加,所以盲目婚姻移民人数逐步减少。

  韩国的国际婚姻从20世纪90年代起呈递增趋势。每年的国际婚姻案例数占当年婚姻总数的10%以上。一直以来,韩国女性的国际婚姻与男性的国际婚姻相比占绝对多数。但从1995年起韩国男性的国际婚姻比率大幅度增长,开始超越韩国女性国际婚姻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据了解,年轻的延边农村女性的结婚对象很多是大龄未婚的韩国农村或地方出身的男性,他们年龄偏高,比朝鲜族女性平均高出6-8岁以上,可谓老夫少妻型比较突出。韩国配偶以中低收入者 为 主。月 收 入 在100万 韩 币 左 右 的 占58.8%。首都首尔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韩国配偶中临时工占1/3之多。

  朝鲜族女性以婚姻移民形式嫁到韩国后不得不面对很多问题。以韩国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就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在韩国社会的适应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据韩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在韩国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接纳方社会环境中朝鲜族婚姻移民遇到了各种问题,由此引发朝鲜族女性对韩国社会的不适应。不适应的内容包括:

  1.经济因素———被雇佣机会有限、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丈夫、低收入等贫困问题;
  
  2.社会因素———社会活动有限、人际关系淡漠;
  
  3.文化因素———语言与文化的相左、韩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带来的偏见等。

  韩国政府从1998年6月14日起施行新的国籍法,重新规定与大韩民国公民结婚后,不论男女,双方在韩国国内居住两年以上,并由法务部长官批准方能取得韩国国籍。然而婚姻移民的入籍全部由其配偶左右,这就无形中造成夫妇间的不平等,因而带来了家庭暴力和婚姻破裂的潜在性危机。

  如果要申请永久居住权的话,规定必须在国内居住满5年。所以,作为女性婚姻移民,有些人虽然有保留本国国籍的意愿,但在现行的规定下只能选择最简便的合法滞留,即获得韩国国籍。2003年,韩国颁布“就业管理制”,此政策适用于与韩国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婚姻移民或者已入韩国国籍者,都可以邀请两名亲属赴韩,有就业愿望的探亲者被允许后,可以在韩有条件地就业。嫁往韩国的移民女性,其父母可以被邀请,通过正当、便捷的手续进入韩国。这一“连带效应”,对朝鲜族女性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通过缔结婚姻,不需要花费中介费便可邀请两名亲属来韩国滞留打工。

  (二)研究背景———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

  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移民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现 象 逐 渐 突 显。女性国际移民大体可分为家族合流(family reun-ion)、跨国劳务、国际婚姻三种流动方式。其中,看似不同的跨国劳务与国际婚姻,在摆脱本国贫困生活的目的上有相似性。婚姻移民与劳动移民一样,是全球化进程中移动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Kim Kyounghee认为,亚洲女性所选择的婚姻移动是通过与比本国富裕的国家的男性结婚,来克服贫困的一种家庭战略;对富裕国家的男性而言,这种婚姻是实现家族再生产的家庭战略,特别是通过中介的介绍而结婚的夫妻持有以上战略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娘家是否摆脱了贫困?娘家与嫁到国外的女儿又是如何建构互动关系以改变生活的呢?

  事实上,女性婚姻移民在接纳国的适应程度往往与娘家的经济地位改善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嫁往日本、台湾的中国及东南亚女性不同的是,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成婚后,可以不需要夫家或者女儿本人资助娘家,而是借助韩国的探亲访友制度邀请数位娘家亲属赴韩打工来改变生活。由此可知,不仅是女性移民,其娘家成员也一同跨境流动。全信子指出,朝鲜族婚姻移民间接地提高了家族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朝鲜族婚姻移民通过邀请父母、兄弟、姐妹等在韩打工,积蓄资金,在城市买楼房,改变了代代务农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快地步入了城市化的进程。她注意到亚洲籍婚姻移民女性的特点,即婚姻不只是个人战略而是具有个人带动全家人奔向小康的家族主义特点。亚洲籍移民的国际移动由其家族作决断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一点甚至被认为是亚洲移民的特点,特别是女性往往被期待服从家长制度的权威。因为女性被认为责任心更强,能够认真执行汇款,比男性更值得信赖,家族之长特别倾向于把年轻女性送往大城市或海外。当然,亲族关系网同样在移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述的研究对研究亚洲女性,特别是朝鲜族女性的婚姻移动提供了很重要的视角,但有些问题尚未解决。许多先行研究者并未关注婚姻移民与娘家的跨境相互作用以及双方如何实施及展开家庭战略这一问题,忽略了婚姻移民的初始目的以及如何达到目的。因此,本文通过考察嫁到韩国的女儿与娘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婚姻移民娘家的家庭战略以及战略的展开过程,进而了解娘家的阶层变化。

  (三)调查研究方法概况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访谈法(inter-view),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笔者于2011年8月、2012年2-3月、2012年8月,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市、珲春市、和龙市辖地农村及城镇,对14位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成员进行了采访。研究的婚姻移民对象中大部分来自收入水平较低的下层劳动阶层,如农村以及城市下岗人员。大部分访谈对象为婚姻移民的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子女等其他亲属。另外,笔者还对延吉市近郊、和龙市郊村屯的村委会妇女主任进行了深入了访谈,通过妇女干部也了解了村落的移民情况并收集了12个案例。除此之外,笔者还对跨国婚姻手续提供咨询服务的延吉市婚姻咨询公司主任进行访谈,了解到7个案例。在延边调查期间共了解到33位婚姻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变迁的案例。本文则以调查中的农村出身者为对象,围绕家中女性缔结国际婚姻后其定位家庭(娘家)的家庭战略进行分析。

  二、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的展开

  被调查者中除了3名高学历的父母因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士没有赴韩打工之外,其余30位婚姻移民的家属都利用韩国的亲族就业制被邀请到韩国打工。婚姻女性中的大多数是初中毕业,一部分是高中毕业,家庭都比较困难。改变家人生活是延边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成婚的一个极其主要的动力。

  除了年轻女性与韩国男性的国际婚姻外,离婚或丧偶女性的国际再婚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老年妇女为了改变儿女的生活走上跨国婚姻之路的。有一位老妇人已经年过7旬,为了能让子女赴韩打工,与韩国老人结婚。此前她已经在韩国某餐馆打工数载。这位老妇人一生工作得很不错,但是现在两个孩子没有工作,她爱人又去世了,没有办法,最后的出路就是嫁到韩国。她说,人生最后一把火就是结婚,邀请两个儿子赴韩。

  ①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娘家人中,女性多集中在韩国餐饮业、家政业,男性多集中在建筑业。他们出身于农村,能吃苦耐劳,在韩国做着当地人嫌弃的3D工种②,工作极其辛苦,每天要劳作12个小时以上,休息日很少。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韩国的生活节奏快,生活紧张。朝鲜族人在韩国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再加上时值韩币汇率较高,辛勤劳作往往都能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很多人不同程度地脱贫致富。

  个案1:婚姻移民者的姐姐金女士(41岁,敦化市某乡人,四姐妹的长女),大妹妹27岁时,经人介绍与年长7岁的韩国男性结婚并在仁川定居。她父母被女婿邀请赴韩打工5年。大妹妹的韩国丈夫开了一个食品运输公司,现在姐妹的丈夫都在他的公司打工。几个姐妹也都曾赴韩打过工,因为抚养子女,现都回到延吉。“以前我们家很困难,2001年我妹妹和韩国人结婚以后家里变化可多了。我妹妹去韩国后,我们也都上韩国。本来都去不了,他们邀请了我们才能去。去后我们都挣钱了,我爸、我妈也去挣了五六年,这样家里生活好多了。”③金女士为了照顾上学的女儿,一人从韩国回到家乡,并在延吉和父母共同购买了三室一厅的楼房,把农村的父母正式接来同住,另外还买了一楼的商品房开了麻将厅。其他两个姐妹也都在延吉买了楼房。金女士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送孩子参加校外钢琴班和英语班,并购买了钢琴。对于女儿的未来,金女士说:“将来,希望她(女儿)能成为医生。”

  案例2:婚姻移民者的姐姐黄女士(55岁,和龙市某镇人,四姐妹的长女)黄女士和丈夫从农村出来工作,但不幸双双下岗,后到延吉找工作,曾做过清扫员、客运站服务员,但收入非常有限。最小的妹妹32岁那年离婚后,经同学介绍嫁给农村出身、后到京畿道打工的年长两岁的韩国男性。当时娘家人的生活很困难。黄女士本人、丈夫、儿子以及其他两个妹妹,先后接受妹夫的邀请赴韩打工。小妹的家成了娘家人的根据地,每个娘家成员都先在小妹家落脚,稳定后才搬出来。小妹及其韩国丈夫给了娘家巨大帮助。“我小妹妹出去时家里条件不好,她开始是牺牲自己,挺苦的,慢慢的家里,(娘家)经济好起来,她那边也好起来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小房子是妹妹给买的,我跟我妈在一起,她给买的一楼、二楼。动迁后,增加了40多平方,我们自己添了10万块,要是没有去韩国挣钱,哪来的钱。要是小妹不去的话,我家孩子也去不了。我儿子去了,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也不错。”④黄女士的儿子近年也去韩国打工,她对儿子能独立生活感到很欣慰。

  个案3:婚姻移民者的父亲张先生(55岁,和龙市某村人,有一女一子)张先生一直居住在和龙农村,现在从事玉米种植。女儿初中毕业后去青岛打工。回到延吉后,花了1.2万元在中介公司登记后被介绍给韩国江原道小镇上的一位汽车修理工。2006年,女儿26岁时成婚,对方年长8岁。随后张先生夫妻受邀赴韩打工3年,张先生在海边从事渔业,妻子在饭馆打工。回国后,张先生把农村的家翻修,并给儿子娶上媳妇,给买了房子。张先生对于女儿很是自豪。“这房子是2万多(元)翻修的,都是女儿出的,延吉的楼她买不起。还是女儿好,儿子是来剥削的。”

  ⑤以上事例表明,女性婚姻移民给娘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首先,婚姻移民女性义不容辞地提供签证服务,邀请娘家成员赴韩打工。其次,有条件的还提供工作机会,提供住处,还为娘家购房提供经济援助。大部分中韩国际婚姻中的朝鲜族女性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与韩国男性联姻,提高自己家族的经济生活水平,这个愿望或多或少都有所实现。

  三、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效应

  (一)直接目标———在城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教育达到阶层上升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和娘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并有强烈的责任感。她们结婚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作为女儿、姐妹,她们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所以婚后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帮助娘家,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子女。她们在结婚早期说服丈夫办手续邀请娘家人赴韩,这是最基本的帮助;娘家人踏上韩国后,又帮助他们寻找或提供工作机会及住处。有能力的还为父母购置房产贡献一份力量。所有的被访者也都提到房子。

  房子历来是中国人心中之痛,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房子成为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财产。城市逐渐脱离了福利性分房改为商品房后,农村人也可以在城市购房,以此获得“城里人”的标志,并可享受城里人的种种优惠,如便捷的设施、教育及医疗资源。朝鲜族人打工归来的最大目标莫属购置房产。在这里,房产的所在地很重要。在当地,人们的财力由高至低的一个评价体系走向依次为:延吉市的楼房→县级市的楼房→镇上的楼房→在农村盖的新房→农村旧房。购买住房原本是一个家庭范围的决定和选择,然而现在却成为社会评价一个婚姻移民家族女儿在韩国的婚嫁如何、是否孝顺父母、娘家人的出国打工是否成功等方面的公认的标准。

  调查对象中的绝大多数都通过家人的打工,生活有了巨大变化。农村出身的23人中,除情况不明者3人、高学历者2人未借助女儿的帮助购买楼房外,其余18人中,9人在延吉市购买楼房;3人在县级市购买楼房;2人重建了农村的房子;2人赴韩打工维持了最低生活,没能购买或重建房屋;剩下有2人为再婚女性的子女,母亲在韩国一直为他们提供教育和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

  另外,对娘家下一代的教育同样会成为一个衡量指标。朝鲜族素来重视教育,但是农村出身的婚姻移民者及其家人由于学历低,只能务农或在韩国做简单的体力劳动。家族通过女性的外嫁换取家庭成员的高收入,但是家庭战略的最终目标并不只在于此,而是培养教育出高学历的后代,以期待真正的阶层上升。娘家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有很多目前也正在接受优质正规教育。

  (二)间接效应———女性婚姻移民带动了娘家男性和老年人的迁徙

  时逢韩国制定就业管理制等对同胞优待政策,很多女性婚后第一大紧迫任务就是尽快办理邀请家人来韩手续。2007年,韩国继“特例雇用许可制”之后又颁布了“访问就业制”,针对在韩无亲属的中国朝鲜族,通过参加韩国语考试并合格后,由电子抽签选拔便可获得访问就业签证。此举使赴韩打工之门由窄变宽。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没有婚姻缔结的亲属关系是很难实现赴韩梦想的。出国打工需要交纳大量中介费或者冒险偷渡,非法滞留。朝鲜族女性的婚姻移动不仅带动了姐妹、母亲甚至妯娌,而且带动了老年人以及男性的国际移动。婚姻移民引发了另一种移动———“连锁移民”的出现。

  由婚姻带动的赴韩劳务大军中,朝鲜族老年人的身影很突出。与韩国男性的联姻中不光有年轻朝鲜族女性的国际结婚,还有国际再婚案例,甚至还有高龄国际再婚现象出现。这样,在赴韩打工者队伍中,60-70多岁的朝鲜族老人并不少见,其中有些是国际再婚的当事人,也有婚姻移民的父母。在中国,由于受孝道观念的影响,除非不得已,很少让老年人作为一家的挣钱顶梁柱,所以汉族老年人外出打工现象很少,年轻时辛苦工作,年老后颐享天年、含饴弄孙被认为是人生之道。

  在中国内陆贫穷的农村,老人一般留守在村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以及照看孙辈。但是朝鲜族老年人赴韩打工并不少见,究其原因,这与韩国的就业理念以及脏、险、累等行业的用工不足有关。韩国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ur)行业人手不足,对有些行业而言,老年妇女甚至比年轻人更适合,例如福利行业中的老人院的护工,一般家庭的保姆、婴儿看护及餐饮业都是老年妇女活跃的舞台。朝鲜族在韩女性的工作多为服务行业、家政行业,男性多为建筑行业等3D行业。他们工作强度大,时间长,还要忍受韩国人的非同胞式的“像外国劳工那样的”待遇,感受到某种歧视。即使如此,朝鲜族人珍惜机会在韩国辛勤劳作。与国内不同,朝鲜族老年人在跨境劳务市场中也有就业机会,这促使他们移动并尽最后的力量为改善家庭生活作贡献。

  年轻女性的跨境外嫁,还使得原本没有跨国移动资本的男性,如父亲、兄弟、姐妹丈夫、儿子能够合法便捷地到韩国打工。他们在韩国从事3D行业中的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业、渔业、农业等。

  这也是韩国与其他婚姻移民接纳国的政策的不同之处。嫁往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的越南籍、菲律宾籍以及中国籍婚姻移民如果期待经济支援娘家,只能依靠丈夫的支援或者自己打工。朝鲜族女性的这场婚姻移动,与那些由男性的移动带动作为家属的女性移动、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单身女性的移动,甚至其他的亚洲女性的婚姻移动等都不尽相同。家族期待通过一位婚姻移民的出现,带动另一种移动———家中的多位成员赴韩务工,以彻底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地位、社会阶层上升。但从另外的意义上,年轻女性的大量流失,也间接地促使找不到适龄结婚对象的单身朝鲜族男性离开家乡,流向韩国等他乡。

  (三)间接效应———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

  婚姻移民以及娘家人的生活空间虽然跨越国境,但是频繁地产生相互作用(interaction)。一般是由婚姻移民的父母先期赴韩打工数年回国,随后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赴韩打工并把婴幼儿留给祖父母抚养。子女进入学龄期时,孩子的母亲回国照顾子女,期间婚姻移民的兄弟及姐妹的丈夫等男性继续在韩打工。因此,延边一侧一般是母亲或者祖父母留守在家抚养孩子,韩国一侧是父亲及叔伯辈打工。家庭成员因为工作性质,在韩国夫妻、家人分居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家庭成员间一般会保持紧密联系并定期会面。这种家族以地理位置上分散跨境为特点,但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确认感情,在家庭成员不得不忍受的长期分离中,跨境维持着亲情。另外,这个扩大的家庭网不仅仅包括娘家亲属以及婚姻移民本人,有时还包括韩国女婿。在调查中,有几例显示娘家成员的韩国落脚点就是韩国女婿家,还有几例姐妹们的丈夫们都在韩国女婿的公司工作,或由女婿给介绍工作。韩国女婿给予妻子娘家的极大支持,不仅包括到韩国需要办理的法律手续,还包括实际生活上的帮助,甚至被编入跨国扩大家族网。

  四、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遇到的问题及调整
  
  (一)婚姻移民家庭的期待落空

  在韩国的朝鲜族婚姻移民渴望帮助父母家人,但有时尽管嫁了韩国人,也力不从心。延边农村女性和城市下岗离异朝鲜族女性的结婚对象往往是韩国社会比较底层的男性。大龄未婚、农村出身、没有固定职业、低收入或者身有病残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等男性是这个阶层的特点,他们很难和韩国女性结婚。朝鲜族女性拥有语言及社会网络等资源,这使得她们对韩国社会文化的理解比其他外国人更透彻。他们很可能多少会意识到自己的丈夫生活并不宽裕,但是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也并未退缩。很多朝鲜族女性认为,只要到了韩国自己同样可以工作赚钱,并且和韩国人结婚后,可以通过丈夫邀请自己的家族成员赴韩打工。所以她们普遍对韩国男性的要求并不苛刻,不拒绝条件差的韩国男性。然而,现实有时超出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家人的想象。

  案例4:婚姻移民者的父亲李先生(70岁,和龙市某村人,有两女一子)李先生的妻子45岁时中风后瘫痪卧床不起。由于生活困难,三个孩子都不得不退学了。退学时二女儿刚刚初中一年级,小儿子小学尚未毕业。

  长大后,大女儿嫁给本村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朝鲜族男性,二女儿于1999年22岁时通过亲属介绍,花了3 000元中介费赴韩国嫁给家住庆尚北道的韩国男性。韩国丈夫比二女儿大16岁,职业是司机。刚嫁到韩国后,二女儿曾给家里寄过钱,后来邀请弟弟赴韩打工后就不寄钱了。由于女婿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所以只是在家做主妇没有收入。李先生需要照顾妻子,无法出门打工,大女儿身体孱弱,虽然曾经赴韩打工,但由于无法长时间劳作收入很低。只有儿子是个全劳力,靠儿子打工已经成为李家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长期手段。由于家庭负担重,学历低,儿子33岁还未能娶妻。访谈时儿子刚好从韩国回来休息。虽然家中收拾得很干净,但一直是旧房没有翻修。“家里的生活女儿指望不上,只能指望儿子去韩国打点工,他现在回来了以后再去(韩国)”⑥女儿的确和韩国人结婚了,但是女儿除了给娘家人办理赴韩手续外,无法再提供更多帮助。娘家人里因病弱成员的存在导致无法靠打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只能依靠有限的劳动力赴韩打工以维持父母的生活。

  案例5:婚姻移民者的母亲金女士(59岁,珲春市某乡人,有两子一女)金女士的女儿带着改变家庭命运的使命,于2004年22岁时向堂姐支付1万元介绍费后嫁给一位年长17岁的韩国仁川的农村男性。“我家原来在村里住破草房,生活很困难,当时家里搞养鸡场亏损,赔了大概五六万元,所以女儿是为了救一家人去韩国的。我们村子朝鲜族多,但是嫁出去的并不多,我们也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才去的”。女儿赴韩后立即让丈夫邀请了自己的父母。老两口于2006年赴韩打工3年,回国后在县级市———珲春市内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从2008年开始在韩国打工至今。

  老两口平时在家照看3个孙辈。女儿婚后因为生活窘迫,仅在母亲生病时由娘家出路费探亲过一次。在韩国打工的两个哥哥还需要时常在经济上支援妹妹一家。“女儿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钱。她想不能让两个孩子都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所以一直在那边支撑,但是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女婿根本不爱干活,她快支撑不下去了。家里的煤气费、取暖费都交不上,饭也做不了。因为这样,女婿去跟弟弟借钱,弟弟也不借;跟父母要,还被父母给骂回来了,没办法女儿向哥哥诉苦才借了50万(韩币)交了煤气费。门口天天贴着水、电等杂费的欠费条,这个费那个费的,天天都贴在门口。所以说日子过得特别不顺心。”

  ⑦韩国女婿因为不工作,女儿的生活过得很不幸福,依靠在韩国打工的哥哥们的经济帮助,才能暂时度过难关。在韩国,依靠在韩打工的娘家人的帮助维持生活的朝鲜族婚姻移民不是个案。如延吉市某村妇女主任姜女士这样描述:“在韩国生活困难的人才来这里结婚,可一看是韩国人,朝鲜族心里觉得他生活挺好的,但是仔细看的话就知道他们在韩国是最底层的人。我们村有一家把女儿嫁到韩国,生活得不好,父母很心疼,于是去韩国干活儿,开工资都给女儿。”

  ⑧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即早期的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的婚姻盲目性很强,不少婚姻勉强维持。以上两个案例中的韩国丈夫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或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但是都能给娘家提供赴韩劳务的机会。有些人的娘家劳动力匮乏,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改善生活,一些家族期盼女儿通过跨国婚姻改变娘家的经济状况,却无法实现。另一些人的娘家劳动力充足,改善自身生活并能给予婚姻移民的女儿或姐妹以经济支援。韩国的探亲访友制度允许本国的娘家人赴韩打工,从而出现经济处于劣势的朝鲜族支援韩国女婿一家这种现象。

  (二)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

  通过之前研究者的成果我们可以了解,亚洲婚姻移民女性的韩国结婚对象在韩国社会处于底层,劳动阶层居多,他们因个人条件无法与本国女性结婚。不少报告指出的一些韩国丈夫有不同程度的不利于婚姻生活的问题,比如低收入、精神疾患、不爱工作、对妻子施暴(DV)等现象。这一点与本调查吻合。一部分朝鲜族娘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在韩打工的收入需要接济更为困难的在韩女儿一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娘家人,借助家族成员和发达国家男性成婚而得以赴韩从事低贱、当地人所回避的职业,但是却要接济先进国家的女婿和女儿,这是在婚前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对此娘家迅速调整策略,对窘迫的出嫁女儿实施帮助。同时,由于家族成员在韩国,对女儿的情况了解得更加透彻,可以从感情方面支持身为婚姻移民的女性,使她们不至于孤立无援。跨国婚姻往往就意味着丧失娘家的支持网络,但是由于韩国与中国朝鲜族的特殊关系,相当多的婚姻移民能够拥有娘家的跨境支持体系。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到,朝鲜族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对出嫁的女儿也会提供帮助。

  (三)婚姻移民家庭跨国打工持久化
  
  被访对象中除了3个高学历的家族之外,所有的家庭都有成员在韩长期打工。本来预想为短期行为的跨国劳务,实现在城里买房等最初的目标之后,他们发现家族的生活已经无法摆脱对部分家庭成员在韩打工收入的依赖。这与延边的产业结构失衡、消费产业发达的地区特点有关。因此,在韩务工不再是暂时的、短期行为,而是逐渐演变为固定的、持久的行为。在韩务工人员不得不利用两国的工资差价,靠在韩做不稳定的、3D性质的工作来维持国内家族生活,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不少朝鲜族务工人员表示“干到老、得干不动为止”,或者“有病才回来”,表现出打工持久化现象。这也显示出朝鲜族农民回国发展空间有限,可利用资源匮乏。

  跨国打工的持久化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忍受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这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留守儿童问题、离婚率高、出生率下降等。其中,双亲或单亲不在身边或者由亲属代为抚养的少年儿童形成一定规模。另外,青少年的精神疾患已开始显露。这些是非常令人纠结的结果,即为了提高家族生活水平而赴韩务工,但是务工的结果导致家庭破裂或成员不幸。因此,此种格局需要强大的家庭凝聚力、成员的牺牲精神来维持,并且需要不断调整家族策略。在这种基础上,跨境扩大家庭的形成,无疑增加了凝聚力。上述案例中的家人都得以受邀赴韩务工。在家庭战略实施过程中,他们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

  五、结语

  中国朝鲜族婚姻移民的移动与中国女性赴日、赴台、赴欧美的婚姻移动以及越南女性的赴台、赴韩的婚姻移动,菲律宾及泰国女性的赴日婚姻移动等亚洲女性的国家(地区)间的婚姻移动不尽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女性为推动力,以婚姻为纽带,带动家族的移动。这样的移动在跨境而不跨族的特定族群间容易实现。这样的族群虽然跨境而居,但其族源相同,大文化背景相同,语言无障碍,习俗无大异,所以才得以以婚姻为纽带。当然,接纳国的移民政策、外国劳动者的政策等国家体系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中国大陆女性的赴台移动也具有跨界同族的特点,但是台湾的政策不支持,以及后来中国国力的逐渐上升,都使这类另一种移动现象未能出现。

  从对中国延边朝鲜族婚姻移民女性的送出方的家族及有关人员的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到婚姻移民这一个人行为与娘家的家庭战略之间的关系。即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朝鲜族婚姻移民的家族以女性家庭成员的跨境婚姻移动来达到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很多研究指出,亚洲籍婚姻移民女性嫁入的是韩国父权制(patriarchy)特点浓厚的家庭。韩国的国家移民体制对不能顺应韩国的儒教文化特点的父权制的亚洲籍女性婚姻移民不断排斥。在这个意义上,接纳方的家庭和国家都扮演着父权家长的角色。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不单是婚姻移民的接纳方,送出方的家族也扮演了父权家长的角色。从事例中可以看到,不少女性往往是身负拯救家族的重任而嫁往韩国。可以说,不少女性是离开一个父权制后又跌入到另一个父权家长制中。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女性对家族的奉献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朝鲜族女性,作为家中女儿、姐妹以及母亲,有时是家人对他们施加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有时是自己察觉到家中困境而主动选择了婚姻移民的道路。

  还需要注意的是:其一,朝鲜族女性送出方的家庭战略中显示出战略的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族。婚姻移动的主体是朝鲜族女性,改变贫困的国际劳务输出主体却涵盖几乎所有家庭成员。其二,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比起强迫女儿外嫁,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有一部分家庭期待女儿外嫁以改变生活。

  对婚姻移动的当事人朝鲜族女性而言,改变自身命运与改变家族命运在某种程度吻合而导致婚姻移动发生的情况居多。所以,不能单纯认为家族集团的合理选择是以家族中女性的牺牲来实现的。另外,当婚姻移民女性在韩国遇到困难时,家族成员鼎力相助,表现出家族利害与个人利害的一致性。此外,家族战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机的、灵活的。通过女性婚姻移民和本国家族之间不断的跨境相互作用,针对提高家族的利益以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家庭战略得到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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