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与商帮经济的互动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尤其是明末至清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经济逐步向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过渡。在这一经济过渡进程中,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的十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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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尤其是明末至清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经济逐步向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过渡。在这一经济过渡进程中,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的十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帮”。这些商帮大都由商业宗族构成,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他们在对封建末期的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同时,也给宗族教育带来了深刻变化。近年来,已有学者考察了“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等的宗族教育①,而对于其他商帮的宗族教育则较少涉及。本文试以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为个案,阐述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进而探讨商帮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

  一、流坑村社会文化与宗族教育传统

  流坑村坐落于江西中部乐安县丘陵山区的一个盆地,是董氏单姓聚居的一个大型村落,现有村民4500 人左右。发源于东南山区的乌江,环绕该村,向西流经永丰恩江,至吉水而汇入赣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条江是流坑村联结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五代南唐昇元年间( 937 -942) ,董氏先祖自乐安县东北的宜黄县徙居此间,垦荒拓殖。靠着辛勤的经营、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对宗族教育的重视,流坑董氏家族愈益壮大,宋代时渐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雄于江右的巨家大族。流坑村因董氏家族历史发展悠久,历千年而聚居一村,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农村的耕读文化,而有“千古一村”之美誉。

  北宋初年,天下甫定,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偃武修文,大开科举。董氏第 3 代祖先董文广率先涉足科场,并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明法科中选。因年事已高,三调官皆不赴。又宋庆历四年( 1044) 以前,各州县尚无官学,士人受教育主要靠家塾私庠,文广在与胞弟文肇商议后,乃创办桂林书斋,决意“以儒名家”。由是,“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士自远方多归之。”

  [1]不数年,族中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1014) ,文肇四子滋、湘、渊、淳全部中举。次年,董淳进士及第,成为流坑董氏荣登进士第一人。此后,董氏“登科之儒,累累相续”[2]。景佑元年( 1034) ,董洙、董汀、董仪、董师德、董师道叔侄兄弟 5 人同科登榜,一门五进士,名噪一时②。皇佑元年( 1049) ,董汲、董偕、董儞和董唐臣又四子登科,同中进士。

  两宋三百年间,董氏一族进士及第者有 26 人,其中北宋18 人,南宋8 人。每贡举之年,董氏“预荐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擢进士科近三十人,武举、特奏、世赏异路而仕者不与。”[2]秘书省丞董傪、监察御史董敦逸、参知政事董德元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又靖康元年( 1126) ,宋廷以金人大举入侵,“诏特设一科,以谋略取士”,时读京师国子监的董藻“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3]。据同治十年( 1871) 纂修的《乐安县志》载,从宋初到宋绍兴十九年( 1149) 乐安置县前,境内共出进士 52 名,其中流坑董氏有 21 名,占40% ; 又解试举人 72 名,而董氏占了 47 人,达 65%[4]31。近 200 年间境内科甲半数为董氏所占,可见其科甲之盛。

  科举业的昌盛,使董氏宗族形成了以科举入仕为取向的浓厚文化氛围。村中除设置诸多家塾、书屋,延师课教本族子弟科举制艺及词章之学外,还广为科举入宦者兴建各种纪念性建筑,如北宋时为董文广一门“五子联科”建“五桂坊”,南宋时为“恩科状元”董德元建“状元楼”,此外还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爵坊”等各种纪念性牌坊。

  这些楼坊建筑,在向他人炫示董氏人文之盛的同时,也为族中子弟营造出一种好学上进、光宗耀祖的浓厚氛围。在这种科举文化氛围的浸润下,董氏子孙多寒窗苦读,以求他日仕进。

  科场竞争毕竟激烈,许多人虽皓首穷经仍名落孙山,于是便选择返乡从教,期冀子孙将来能遂己之志。例如流坑“道学之宗”董德修一家,其父董云举科场失意,“惟以义方教子”[3],其兄仲吉科第未举,遂居家讲授。德修本人曾三赴漕试,皆铩羽而归,遂隐居力学,教授于乡。与一般授馆塾师不同,德修为陆象山的入室弟子,故以倡教陆氏心学为己任,“终日静坐,潜心理窟”[5],最终成为南宋着名的“槐堂诸儒”之一,人称“心斋先生”。《宋元学案》亦有其传。此外,族中也有一些仕宦罢官或辞官归里后,隐居村中施教讲学,成流坑宗族教育的优秀师资。

  在与流坑村相距咫尺的曾姓板桥村中,尚有着名的西山书院。西山书院因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真德秀曾就读于此十三载,并以西山为号,而名扬四方。据《乐安县志》载,宋末文天祥亦曾访寓于此,并题有诗句。西山书院虽系南宋知名理学家曾丰所建,为其讲学之所,但因曾、董两家世为姻戚,关系融洽,故董氏族中子弟亦有不少就学于此。

  元朝入主中原后,竟有 30 年未开科举,致使众多流坑士子望而兴叹。但即使如此,村中长辈仍“力以诗书敦勖后进”。以后实行开科取士后,董氏因为家学渊源深厚,而“授业于外者***十人。三岁大比,较艺棘围者不下二三十人。”[6]
  
  二、明清时期流坑村宗族教育的发展

  入明,政局平稳,社会安定,江西经济逐步发展,流坑董氏也逐渐成为一个三四千人的强宗大族。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客商流通量不断增大,江西本地商业日趋繁盛,乃至最终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右商帮”,垄断着江西境内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名特产品的经营。流坑村位处赣江上游乌江河道由湍变缓、由窄转宽处,又是县邑的水陆冲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董氏依托其所处的地理之便,借助强宗大族之势力,渐渐把持了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并成为江右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竹木贸易等商品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流坑村宗族教育出现了几个新的重要变化。

  1. 大兴书院、精舍。宋元时期,流坑村仅有桂林书斋、子男书院、西山书院等少数几所学校。到明万历年间,据董氏族谱记载,村中已有书院 17 所、精舍2 处。到清道光时,书院更增至 22 所,新增 5 所①。

  这些书院、书屋多为纪念族中的先贤所建,故以其名号命名,如心斋书院系纪念流坑“道学之宗”董德修( 号心斋) ,雪峰精舍系纪念明代御史董时望( 号雪峰) 。书院多置有祭田,并有明确的祭祀日期,如心斋书院有祭田 200 亩,祭时为三月望日; 雪峰精舍有祭田 60 亩,祭时为十二月望日。这些书院的祭田总数超过千亩,其田租收入除供祭祀外,即为助学之用。此外,董氏大宗祠还建有文馆、敕书楼,“每岁延文义优长者为举业之师,行谊端方者为童蒙之师,择族中子弟之聪俊者,群而教之。”[7]一族一村有如此众多的书院、学馆,足见当时对宗族教育之重视。

  2. 改变教育观念。宋元时期,董氏走的是一条“读书 - 科举 - 仕宦”之路,科举入仕几乎成为宗族教育的惟一目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以陶冶儿童性情、提高儿童素质为目的的“蒙养”教育才真正受到重视。明代《董氏大宗祠祠规》中专门立有“端蒙养”一条,其中明确规定: 对于族中“未成材”者,由“蒙养之师……教之歌诗习礼,以养其性情”。而对于“已成材”者,方由“举业之师……每季仲朔候考三场,以验其进修。”

  [7]进士董时望还用极俚、极俗的语言,为族中儿童编写儿歌《读书好》,以提高他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与宋元时代的科举教育相比,明清时的蒙养教育更具有族众性,这是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一。

  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二是,明清流坑宗族教育更具开放性。一方面,族中士人突破地域限制,远赴他乡求学。如董燧( 号蓉山) ,曾师从欧阳德,“获良知之学”,再从王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学于淮南,“曲尽心斋旨归”,后又问学于陈九川、邹守益、罗洪先和聂豹等人,终成为江右王门的一位名士。其弟董焕亦师从守益、聂豹、九川等人。其子君敬、君和、侄君直则负笈庐山,入罗洪先室受教。另一方面,陈九川、邹守益、聂豹等王学大家都先后来过流坑,与董燧、董焕、董极诸公会讲于圆通会,一起研讨心学。“江右王门”鼎盛时期,流坑成为其重要据点之一。

  然而,明代的科举取仕仍以程朱理学为准则,而流坑的业儒者所推崇的是陆九渊、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这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当时董氏的宗族教育已部分地摆脱科举教育的限制,而趋向于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此可谓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三。明清时期流坑村宗族教育发达,而科举业却远不及宋代,仅进士 2人、赐同进士 1 人、举人 5 人,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13. 奖劝学业。为鼓励族中子弟读书业儒,董氏宗族内各房视各自不同的经济能力,制定了详细的资学及奖励科举及第者的规约。如双桂房规定:

  “蒙馆,给学俸六百文; 经馆,给学俸贰仟文,未赴考者或作起开讲,只给钱一千文。副课,给学俸一千文。县试,初场给钱二百文,复试每场加钱一百文。

  生童赴考甄别,每名三百文。府试,初场给钱一千文,复试与县同。道试,初场给钱一千文,考古者另给钱二百文,在庠者同。”[8]镜山房规定: “县考盘费一百文,入学喜钱十五千文,入学学租五百斤净。科考盘费二千,拔贡挨贡拜祖喜钱十五千,中举喜钱二十千文。”[9]此外,各小房支祠堂还有数额不等的资助。

  为方便族中子弟参加科试,董氏宗族还在省、府、县分别设有试馆。如乾隆二年( 1737) ,流坑董氏与江西德兴宗亲合资 205 两价银,买下省垣张姓基屋,创设“杏花村会馆”。道光十五年( 1835) ,又单独出资,购买万姓宅屋一座,计 16 间,作为“大史第试馆”。此外,流坑董氏在抚州府还有“羊城试馆”,在县城有“县邑试馆”。

  4. 营造好儒之风。董氏宗族要求族中子弟尊圣训、崇礼教、宗正学,“学以孔子为宗”[7]。每祭祀之日,合族老幼咸集祠内,“听宣圣谕及律例,并引古证今体帖,申明礼义廉耻之事。”[10]村中楼坊林立,匾联遍布,充满浓郁的诗书气氛。据胤昂房谱记载,清道光年间,村中有各种楼坊 59 座。匾联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其中不少属炫示科举功名或宣讲仁义道德之类,且多出自名家之手。各房都建有藏书楼,董学文的书院故宅中甚至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还保留有数千块印书雕版。大宗祠和一些房支还设有“文会”,除组织士子们定期切磋制艺、考校后学外,也资助家境贫寒的族中学子。大宗祠、三官殿、玉皇阁等处,都是士子们经常聚会的场所。

  在发达的宗族教育的支持下,明清时期流坑董氏的文化素质与境界达到了其在封建时代的极致[4]50。即以着述论,明代中后期董氏的着书最多。

  例如董燧有《圆通答问》、《五经答问》、《临汝源流考》等,董裕有《董司寇疏草》、《董司寇文集》等,董极有《私淑录》等,董润有《诗经注疏》、《大明统一志略》等。1989 年新修的《乐安县志》共收入该县明人书目 73 人 127 种,仅流坑董氏就有 16 人 38 种,分别占了 20%和 30%。此外,董氏在医学、堪舆、艺术等领域亦颇有成就,董君和、董祖奇( 清) 都曾经担任太医院的御医。

  三、宗族教育与宗族经济的关系

  明清时期流坑村宗族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宗族经济的支持和推动。明初,流坑的宗族经济主要来源于宋代仕宦先祖所累积的财富。宋代官禄甚丰,故流坑董氏的仕宦之兴也为宗族经济带来了莫大好处。如南宋董定德中进士后,官吉州司法,以“享禄丰厚”,数年中就“家雄于赀,田边村陌,山林川陆,跨有邻疆”[11]。明中叶以后,随着流坑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竹木贸易等渐成为宗族经济的主要来源。

  一些商人货殖起家后,将部分所得捐给房族,充作公产。较大者如康熙时有董文德捐 600 余石谷租之田入镜山房; 嘉庆时董余庆捐鱼塘一口,店房一栋,米寮一大股,住宅一座,地基一块,制钱 12 余万枚入校书房[12]。纵观明清时期流坑的宗族教育,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房族公产。董氏宗族公产一向丰厚,明嘉万间,以董燧为代表的官绅在董氏大宗祠增设“彰义堂”,规定“自今以后,有助银十两,田地价十两者,祀一人。二十两者,夫妇同。近各派有丁粮银至四五十两者,亦合推祭所先。”[13]这种捐银附祭制度,以后又被各房效仿。它的确立,对董氏宗族扩充资产起到重要作用。嘉靖十五年( 1536) 以前,大宗祠主要产业有田 170 余石,旱地 6 段,山地 3 块,而到民国时期,已有租谷二三千石,山林 10 余万亩。即使在大宗祠以下,各支公房祠堂一般也都有二三百石的田产。这些房族公产,部分便被用来兴教助学。

  二是族人集资。一些族人深刻体会到教育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性,自发地集资兴学。如双桂房之董昱盛、董接奇、董俊敏等人,认识到“自来人才之兴由于教育,教育之备本于积储”[8],因而组织“养正会”,捐资买房置田,收取田租以用于教育。这些集资办学者多为致富后的商人,对于他们的义举,房族通常都会给予各种形式的鼓励和支持。

  三是个人出资。村中不少书院,都是个人出资兴建的,但受惠的却是整个房族子弟。如董燧建蓉山书院,董学文建亦简书院( 后人称“司马书院”) ,均属个人出资。

  宗族教育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宗族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流坑村宗族教育的鼎盛是在明代中叶,清代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以致康熙时期有族中老儒发出“式微甚矣”的感慨[14]。而流坑村竹木贸易的兴起则是在明代早中期,清代前期最为繁盛。

  清代前期,董氏从事竹木生意者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获利也最丰,远非明代中后期可比。流坑董氏完全垄断乌江上游的竹木生意,甚至成立竹木贸易的行业组织“木纲会”,也是在清代前期。两相比照,便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的宗族教育奠定了族人的文化素质基础,到了清代前期,不断涌现的竹木商人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中站稳脚跟。事实上,在清代流坑的商贾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弃儒业贾”。在从商之前,他们都受过一定的儒家教育训练。例如乾隆时显赫的大竹木商董学文,幼时即“有奇童之称”,早年“治举业有声”,后因“家无次丁”,才奉母命弃儒从商[15]。又如上举之董文德,少时亦习举业,后因“困境阻”,才“弃儒就商”[16]。

  然而,与宗族教育的发展极不相称的是,明清时期流坑董氏的科举业却是一落千丈。明代,董氏尚有进士 2 名,举人 3 名,而清代则只有赐同进士 1名、举人 2 名。科举业的衰落,如前所述,教育观念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以商人为主导的宗族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在清代,这种影响表现得尤甚。因为清廷实施捐纳制度,所以流坑商人在经商致富后,除营造宅第、购山置田外,就是向官府输纳钱财,捐得儒林郎、登仕郎、奉政大夫等散秩,或同知、千总之类的官职及监生、贡生的身份等,由商贾摇身一变而成为官绅。他们既生活富足,又声名显赫,对那些苦修举业的儒生产生了巨大的诱导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儒生们纷纷放弃举业,改事经商、习医、堪舆、学艺等业。在江右商帮的其他宗族中,大致情形也相去不远。

  流坑董氏宗族的个案表明,明清时期江右商帮经济的形成,对于促进宗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进一步走向繁荣。但是,以商品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宗族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董傪. 登科题名录序[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明万历十年刻本( 1582) .
  [2] 吴澄. 云盖乡董氏族谱序[M]/ /吴文正公全集( 卷 32) ,明宣德十年( 1435) 刻本.
  [3] 名位表[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明万历十年刻本( 1582) .
  [4] 周銮书. 千古一村[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5] 黄宗羲. 宋元学案( 卷 77) [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6] 董尚. 经理山地祠宇规约[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明万历十年刻本( 1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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