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如何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系框架 【序言 第一章】 框架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台湾问题研究框架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章】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 【第四章】台湾问题研究框架的调整 【结论/参考文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框架研究结论与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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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如何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系框架
【序言 第一章】 “框架”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台湾问题研究框架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章】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
【第四章】台湾问题研究框架的调整
【结论/参考文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框架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中国(大陆)的应对之策

  (一)争取中美框架下的主动权

  争取在中美关系框架下的主动权,并不是完全将美国因素排除在外,而是将其正面化,至少确保其不能在大陆处理两岸关系时起到反作用。但是外界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始终存在过度联想,认为美国是中国未实现国家统一的直接障碍,因此有必要首先探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利益。

  1、中美框架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

  美国的确是造成台湾问题久拖未决的最大外部责任方,它长期支持台湾当局抗拒大陆的统一进程,又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在国际上横冲直撞,不断挑战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底线,中国不能奢求美国成为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支持者,因为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①。但是,我们又要清醒认识到美国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支持“台湾独立”,美国的对台政策服务于它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大局,在具体问题上美国总会权衡利弊、量力而行,具体利益表现为:

  (1)美国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美国的对台政策从来不是孤立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从未不计成本,进一步说,美国从来没有无理由阻挠中国推动国家统一。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益遍布全球各地,其中对美国来说最根本的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在东亚构筑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结盟体系,长时期保持着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同盟关系,占据着亚太格局的绝对主导权,一手操控了亚太区域秩序的确立和运行,并对区域内热点问题积极介入和干预,任何有可能导致美国利益受损的力量都会被美国视为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在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美台双方在 1954 年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上,建立了同盟关系,台湾因为最靠近中国大陆一度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为此给予台湾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保持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不过当时两岸之间存在默契,没有让美国“划峡而治”的企图得逞。然而,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守势,力量部署开始收缩,“为了平衡苏联力量的四处扩展,美国选择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①,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逐步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承诺,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到 1979年两国之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为获取中国对其全球战略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巨大妥协,美国与台湾当局断绝任何官方往来,美台“同盟”关系也到期终止,美国全面撤出部署在台湾岛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里根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的态度上出现过反复”②,但是美国总要顾虑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收敛。冷战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曾为是否重新考虑美台关系引发政策辩论,同时又放任了李登辉的分裂言行,不仅直接导致了 1996 年台海危机,还迫使中国做出激烈的外交反应,美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敏感与坚持。2000 年以后,鉴于民进党当局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为维护东亚局势的稳定,以便于集中精力在中东地区进行反恐战争,事实上与中国在台海局势上展开合作,美国方面当时不断放出声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其实就是对台湾当局施以警告,继续法理台独的危险行径不符合美国利益,事实证明了美国的警告是奏效的。虽然美国始终未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对台海局势的介入一直都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为转移,目前维持两岸不战不合状态、鼓励双方积极交流的政策最符合其利益。因此可以设想,美国在本国安全利益得到尊重和补偿的情况下,会选择放弃对个别利益的坚持,这为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明确了一种思路与方向。

  (2)美国在台湾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利益。根据 2014 年的数据显示,“台湾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第 10位”③,“美国是台湾的第 2 大贸易伙伴”④,仅次于中国大陆,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区域不可忽视的经济合作对象。一个事例表现非常明显,美国近年来积极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台湾自然也是重要一环,虽然与大陆比起来,无论从贸易量还是范围上台湾都有很大差距,但美国的亚太经贸政策自从 2009 年以来明显是针对中国实力的增强而设计。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此在中东地区陷入反恐战争泥潭,无暇顾及亚太事务,与此同时中国2001 年“入市”后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①。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支柱就是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新成员”②,也成为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进出口贸易总额 2013 年年底增加到 4.16 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③。尤其在亚太地区,“中国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④,在美国看来中国一定程度上是填补了自己力量转移后留下的空白,是对美国区域经贸地位、规则制定权和议题主导权的重大威胁,因此借助自己霸权国身份极力向区域内国家兜售所谓 TPP,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加入,以平衡中国的经贸影响力。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不可多得的重要选项,由于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往来紧密,如果台湾能够参与,不仅可以强化美国与中国进行经贸竞争的力量,而且即便 TPP 最终无法成行,也可以向中国施以足够的压力在其他议题上对美国做出妥协。二是军售利益。美台之间虽然已不存在正式的官方联系,但双方仍然在积极发展实质关系,为保持对台湾的影响力,美国援引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不仅没有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安全联系,还进一步“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⑤,这背后是美国军工业财团干预美国政治的结果,无论中国的反应和回击多么强烈,美国从未放弃对台军售,因为军售能为美国缓解就业压力,确保军工产业的有效运转,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不言自明,而且接受军工产业赞助的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开展了有力的游说工作,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是美国历任总统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3)美国对待台湾问题拥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立场。台湾问题对美国而言,不但是现实利益问题,而且事关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一直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内就以“红色中国”和“自由中国”分别称呼大陆和台湾,虽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并不必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且国民党初到台湾也并未建立美国人乐见的民主制度,但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双方意识形态高度对立,美国很难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大陆产生亲近感,当建立在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基础上的台湾当局继续获得美国承认的时候,可以清晰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台湾进入民主化时期,1996 年启动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00 年第二次选举台湾当局就实现了政党轮替,把持权力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丢掉了“政权”,台湾在这次选举中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从此台湾在多党竞争和政治选举上基本实现了制度化和常态化。在美国看来,台湾俨然已经变成亚洲“民主的灯塔”,是美国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桥头堡,以及对中国进行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最好试验田。

  2、如何争取主动权

  按照框架的构成原理,中国应该学会在保持中美关系大方向不变的情况更加灵活自如地利用好美国因素,从以下 3 个方面入手,不断争取中美框架下处理台湾问题的主动权。

  (1)进一步明确中美框架的指导原则。中国把台湾问题定义为本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把“台海作为它在亚太的重要战略利益”①。无论中国如何对美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本质属性,都无法回避美国长时期介入台海的事实。既然存在利益,就要寻求妥协、进行交换,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如同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的谈判过程,虽然中国已表态不承认晚晴和旧中国时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且声明如果英国人不配合就自行采取必要手段收回香港主权,但鉴于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力量存在,中国为了最大程度上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向英国承诺照顾其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存在,而不是将英国势力全部赶走。而作为交换,英国也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推动当时的港英当局维持回归前香港经济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承诺不搞破坏,并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向中国政府全面移交香港主权。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因为台湾并不存在被外国占领和管辖的事实,但是为了明确中美框架的指导原则,在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状态下,中国必须考虑从其他方面给予美国利益补偿,并承诺解决台湾问题时尽最大努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同时会照顾美国的利益存在,作为回应美国也必须承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支持台独分裂言行,如果因为台湾当局追求独立而导致非和平方式出现的话,美国应给予理解。达成这样的指导原则虽然需要中美两国积累足够的政治互信并且展开全方位的对话,短时间内难以形成一致,但是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东亚的时候,美国最终会选择用台湾问题作为筹码与中国交换。

  (2)进一步规范中美框架的运行机制。近几年随着两岸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因素低调了许多,中美也不再为台湾当局的不负责行为实行危机管控,但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密切接触特别是高层互动,定期交换看法仍是中国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而且,考虑到台湾岛内变化无常的政治局势,2016 年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很有可能第二次问鼎地区领导权,民进党至今仍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台湾问题届时发生动荡的几率陡然升高,2008 年以前中美两国共同管控的情形势必会再次出现。中美两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由两国元首直接授权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定期沟通和磋商,并就台海出现突发事件及时组织两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推动构建一个常态化的对话机制,可以不局限于正式的外交场合。同时,中国也要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因素,特别是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下国会对总统的制衡,美国国会内部始终存在一股强大的亲台议员团体,他们有的受到台湾当局的游说,有的对华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导致他们对华核心利益的漠视甚至公然侵犯。因此,构建对美国国会的对话机制分化亲台势力势在必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甚至还比不上台湾当局对美私下游说的力度,这也是进一步完善中美框架下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

  (3)进一步强化中国独立自主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祖国大陆一贯的立场,但是没有一定的国力基础,立场无法转变为现实。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能否顺利解决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标志。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但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未能趁胜追击、一鼓作气横渡海峡解放台湾,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实力无法为统一台湾提供充分的保障。即便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国国防环境和战略方向改变的因素影响,大陆当时也不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公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从此美国一直在台海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为国民党当局抗拒祖国大陆的统一提供保护伞。它致使大陆解决台湾问题时面对的不只是台湾当局,还有背后的美国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实力。中美双方当时巨大的实力落差使得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方式趋于谨慎,大陆方面丧失了迅速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初时机,并且不得不把台湾问题放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大格局下去考虑,台湾问题由此拖延。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之所以选择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拥有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共同诉求外,更是受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两弹一星”事业后国力显着提升的影响,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是对中国国力的肯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在台湾问题上对华做出重大让步,说明了这并不仅仅是权宜之计。2007 年,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中国在发展所谓“反介入战略”,引发国际舆论的激烈讨论。“反介入”又称“拒止战略”,在美国看来它指的是中国目前正努力发展一种力量,使得在行动中通过这种力量“制止美国的军事势力进入台湾海峡或中国沿海及海域”①。它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增强的焦虑。中国政府是否在推行这样一种战略,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证实,但是,显而易见中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实力上全方位赶超美国,而是仅仅着眼于在台湾岛周边区域将美国的力量隔离开来,只要确保中国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海不会受到美国的大规模干预就足够了。致力在于强化自身实力远好于对美国苦口婆心的劝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始终很坚决。

  (二)巩固两岸框架下的主导权

  一段时期内,台湾问题的两岸关系色彩遭到了淡化,大陆甚至一直被台独分裂势力牵着鼻子走,被动防守,出现冲突风险还要通过美国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近 7年来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各种交流渠道的建立也使得两岸关系框架越来越清晰,而且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增强,两岸关系进入了由大陆主导提出议题和谈判进程的新阶段。台湾问题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并不是因为大陆立场发生变化,而是台湾岛内主要政治力量出现重组,以及台湾当局既有立场发生动摇,因此明确两岸关系框架下其他两方的立场对强化大陆的主导权十分重要。

  1、两岸关系框架下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1949 年因为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中失利才被迫撤退到台湾,特殊的经历一度让国民党内部一直充斥着浓重的“大陆情结”和“反攻”冲动,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意识影响,加之到台湾后国民党长时间一党掌权,使得台湾当局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时期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坚决,两岸之间也得以在缺乏直接沟通管道的情况下仍然通过默契让中国不被外部力量强制分隔开。1949 年至 1988 年蒋经国去世,两岸关系本质就是中国代表权之争,当时“台独”根本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然而,随着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第一代人逐渐离开人世,以及台湾本省人势力的逐步崛起,国民党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立场也出现动摇。尤其是李登辉继任“总统”以后,国民党加速了本土化,这种本土化不只是吸引台湾本省青年加入国民党,更是从心态上摆脱“大中国”观念,塑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台湾意识,并偷梁换柱成台独意识,由此造成国民党先后两次出现分裂。李登辉的倒行逆施直接导致国民党在两岸关系立场上的快速倒退。民进党当政的 8 年间,毫无顾忌地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成功转移了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追求中国统一的言行被严重污名化。2005 年在台独分裂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出人意料地实现和解,其中国民党在对待“九二共识”的立场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但国民党一方面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了自保,主动淡化自身的中国色彩,2007 年对党章进行修订,“删除了里面的‘统一’字眼,代之以两岸”和平发展“并加入了‘台湾’”①,随后 2008 年国民党赢得“大选”.

  所谓两岸立场,本质上就是对“一个中国”的态度,“九二共识”本身对“一个中国”的看法是模糊的,国共两党之间最大的共识就是反对台独,回避了对“一个中国”内涵的描述,这也属于暂时搁置两党争议的做法。在目前台独分裂倾向仍未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国共两党一致反对台独的现实意义非常大,但是国民党反对台独路线却容忍台独言行,本质上是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国民党表面上打着“不统不独不武”的旗号,背后却放弃了对统一的积极立场,以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名义片面维持两岸关系现状。而且,国民党反对的“台独”与大陆定义下的“台独”存在很大区别,在大陆看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边一国”等都是台独,国民党只是反对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它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仍然是要求大陆正视所谓事实,意图使两岸政治分离的状态长期化,这与民进党当前的两岸政策在大方向上并不矛盾。

  2、两岸关系框架下民进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从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看,民进党是名副其实的后来者,直到 1986 年民进党成立之日前,国共两党仍是两岸关系的主角,甚至可以说当时国共关系等同于两岸关系。严格来说,民进党并非因台独而兴,它起源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外运动”,所以构成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即民进党的早期成员基本都是清一色的本省人,具有强烈的本土化倾向,国民党当局严厉镇压台独和“党外运动”,客观上造成台独分裂势力和在野力量迅速合流,以至于无法明确区分两股势力的政治诉求,例如当时“党外”活跃分子谢长廷、陈菊、张俊雄、苏贞昌等人日后都成为民进党的建党元老,他们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又从政治理念上认同和支持台独。因此民进党虽然不是造成两岸分离的责任方,但却成为台独势力最大的代言人。李登辉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台湾加速迈向民主化,民进党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91 年 5 月民进党五届一次全代会通过修订党纲中的一个条文,首次以党内最高文件的形式确认“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是民进党的政治目标,该条文由此得名“台独党纲”②,民进党主动把自己与台独势力画上等号。随后 1999 年民进党召开第 8 届全代会时再次通过了一份文件,描述两岸关系现状,并第一次详细揭示本党立场,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原则’根本不适用于台湾”,该文件又称《台湾前途决议文》,是 2000 年至 2008年民进党主政时期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正因为它和“台独党纲”的存在直接恶化了大陆与民进党的关系,也标志着民进党自行关闭了与大陆建立正式联系的大门。民进党掌权八年间,不断挑战大陆“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在岛内大搞“去中国化”运动,“废除了‘国统会’和‘国统纲领’”①,在国际上大肆散布“一中一台”分裂言论,不断要求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致使两岸政治接触完全中断,关系出现倒退,台海一时剑拔弩张,民进党也在国际社会上成为“麻烦制造者”.2008年民进党重新沦为在野,并在 2012 年台湾“大选”时再次竞选失败,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场是自身不能取信于选民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无法逾越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民进党依然不肯承认甚至直接否认“九二共识”,与大陆的交流仍未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在两岸关系框架下,民进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阻力,也是大陆推行和平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

  3、如何巩固主导权

  按照框架的构成原理,大陆应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以实力为基础,不断争取台湾岛内可以争取的力量,与框架下各方(主要是国民党、民进党)深化合作与对话,进一步确保和扩大两岸关系框架主导权。

  (1)进一步探讨和拓展两岸关系的指导原则。经过两岸 60 余年的对立、冲突、开放、交流与合作的关系演变,现在两岸在推动和平发展的目标上取得了一致。毫无疑问,支撑这一局面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②,“九二共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各党派众说纷纭,大陆强调共识背后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国民党认为共识的本质是“一中各表”,而民进党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直接否认共识的存在。然而,民进党的理由也值得正视,即这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共识,并不是两岸之间的共识,因为无论国共两党分歧多大,双方至少都拥有反台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直接挑战了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在其看来这是它的存在基础。不可否认,“九二共识”确实是国共两党在接触中取得的,民进党没有参与甚至没有被征求意见,让其全盘接受的确有难度。但是,国民党毕竟是台湾目前的“执政党”,党的意志上升为官方立场也在所难免,况且“九二共识”用两岸关系大幅改善的事实证明了它是可行的,也是可靠的。然而,“九二共识”存在局限性,并且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这种局限性越发鲜明。一般来说,“共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极共识,即双方都不做什么;二是积极共识,即双方一起要做什么。”九二共识“属于前一种定义,两岸双方声明”反对台独,不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①,这本身属于维持政治现状的做法,两岸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对台湾问题的共有论述,也没有针对台湾前途开展深入对话,这就是民进党所说的模糊化策略,也是它认为”九二共识“无”共识“的原因所在。因此,大陆下一步需要在拓展共识内涵和形成台湾问题共有论述上多下功夫,在经济让利的基础上释放更多的政治善意,鉴于台湾岛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大陆更应该在两岸关系框架内扮演领航者和主持人的角色,推动”九二共识“实现从消极共识到积极共识的转变,就两岸缔结和平协议、结束政治对立的政治议题率先进行探索,并向框架下各当事方提出合理建议,把两岸关系在共同反对台独、推动和平发展的初级阶段导入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最终方向。

  (2)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两岸关系的运行机制。两岸之间的沟通管道,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政党平台,到海协、海基两会的准官方对话机制,再到各种性质的交流渠道,层次分明,从数量上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两岸关系框架下的运行机制还存在很缺失,三个当事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交流失衡的局面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已经比较稳定,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的交流机制,特别是”两党高层交往对保持两岸关系发展势头始终不可替代“②,一些重要议题总是在国共两党平台上率先被提及,然后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实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民进党之间的交流却长期停滞不前,两党高层一直没能建立正式的对话管道;国民党与民进党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大相径庭,历次”大选“统独议题都是决定两党谁能让选民放心的关键标志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下一步应该致力于构建三种管道:一是继续从内部分化民进党,多争取一些趋向务实看待两岸关系的民进党高层人士如谢长廷等,对其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不一定非要促其先对”一个中国“原则明确表态再决定是否与其对话,只要确保其软化台独立场,主观上愿意与大陆进行接触,通过类似的方式探索建立人对人、点对点的接触管道,形成对民进党高层的示范效应,扭转他们对大陆的片面认识,强化两党未来在合适的条件下全面对话的基础;二是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术团体为先导,对一些前瞻性议题进行定期沟通与研讨,主动邀请代表岛内蓝绿两派的智库学者举办学术研讨会,对政治人物目前还无法触及的议题(例如达成和平协议、构建军事互信机制等)展开开放性对话,通过交流追踪和捕捉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尤其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风向;三是尽快落实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促成建立双方两岸事务主管机构(及其负责人)互访和交流机制,对设立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热线进行探讨,为两岸领导人下一步直接正式接触准备条件。两岸关系框架下当事方比较多,在三方之间建立统一的交流机制,难度大、要求高,而且国、民两党在选举压力下存在制度化竞争,斗争原本就大于合作,因此大陆作为第三方势力姿态要更高、视野要更宽、胸怀要更广、思路要更多,既固守原则,又保持灵活,不断释出善意、提出议题,从根本上巩固在两岸关系框架下的主导权,确保台湾问题的内政化进程不被中断,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方向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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