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症候论文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同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文化研究的整体思潮又同世俗化倾向的“现代性”问题分不开。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文化形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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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同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文化研究的整体思潮又同世俗化倾向的“现代性”问题分不开。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成为当代社会的缩影。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使得各种问题迭出,对此学术界已然无法回避。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语境

  当代文化批评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全球化趋势中的本土化意识。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当代文化研究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东方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的活跃程度,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后现代的数码复制时代。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世纪之交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当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的文化症候,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表征。在这种从超验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话语论战。

  如今,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着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大潮和精神价值之间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关于个人化、世俗化的问题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彼此争论,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的、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己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而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当代的学术研究,必得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的合理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日益扩大,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要关注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掩盖了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要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后现代后殖民,抹杀母语经验,抛弃自己传统根的弊端,从而使我们把握到准确的“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才能使我们走向更稳健的开放立场,以更加高屋建瓴的眼光从事中国现代性的设计,在新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走得更加稳健。

  二、从文学理论泛化到文化理论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一元走向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

  就文化价值论而言,当代文化研究将文学的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领域,以疏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颠覆。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进入到解释学批评、解构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层面。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事物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的深层是话语的冲突。但是,因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加之其反价值倾向,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在多元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低俗化趋向和变态心境。这种正反面问题的凸现,使得对其评价变得相当困难。

  同时,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着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现代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总结,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时代,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那么,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呢?我看文学理论会逐渐泛化。从前我们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今天的文化研究恰好反过来,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慢慢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去。从前是文学接受严谨科学的馈赠,这次文学则慢慢地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沟通方法,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去。一句话,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这些分析原先可能是社会学、政治学的,现在文学也要从事这方面的分析。因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接受者、文学传播机制(如网络文学)、文学的价值功能都在发生变化,文学不再仅仅具有审美欣赏的功能,而具有了一种大文化功能。

  应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浯境中从拿来主义主义走向输出主义,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争夺走向话语共识。当然,这种精神话语共识将付出淡化纯文学精神和精英审美意识的代价。

  三、从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在我看来,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但是,我们在强调输出主义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应如何输出?中国文论有没有这种文化权力机制,它是否处在话语的边缘,因而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妄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关注。二十年前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韩国人大抵只研究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国文学理论》的刘若愚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这种看法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极大的改变,日本近两届全国性汉学大会上,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转型问题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前一二十年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审父),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审自省(审己)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历史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忽略不得的问题。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从注意的更迭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中国语境中的各种现实层面的问题,学人们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分析现实问题,少了一些形而上的乌托邦幻想,多了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分析,这无疑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学界逐渐成熟的标志。当然这种成熟也在丧失理想而获得的价值中立立场中,感受自己的“中年写作”的老道和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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