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第三共和国前期推动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在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建构史上,普法战争无疑是一个关键事件,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民族统一教育举措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19世纪末是现代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度在法国确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大力推进国民教育
阅读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在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建构史上,普法战争无疑是一个关键事件,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民族统一教育举措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19世纪末是现代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度在法国确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大力推进国民教育改革,尤其注重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统一思想教育。

  共和政府之所以如此关注国民教育事业,与普法战争、工人运动以及君主制或帝制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不无关系。当我们将这三个在第三共和国开国与建国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审视,可以发现,它们均与19世纪末法兰西民族与民族统一问题紧密关联。普法战争暴露出法国广大国民民族与国家观念的缺失,工人运动凸显出阶级对立的“两个法国”,君主制或帝制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又令国民分裂成支持共和制与支持君主制或帝制的“两个法国”。于是,将全体国民融入“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和“一个民族”之中,被第三共和国创建者们视为立国与强国的必要前提,而国民教育则承载起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任。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改革因其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而引起学界瞩目,研究者尤其关注教育改革与共和制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改革领导人物如汝尔·费里(JulesFerry)和保罗·贝尔(PaulBert)等的教育观、教育的实施者即教师对自身所承载的社会政治职能的理解与践行,以及教育的载体即教科书对共和国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方面。毫无疑问,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探讨了第三共和国学校在树立法兰西民族与国家观念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它们对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与爱国主义、共和主义思想教育之间的联系未进行深究,因而未能全面评判民族认同培养和国家认同培养之间的关联对19世纪末法兰西民族国家和共和制国家的建构和巩固的重要意义。笔者系统梳理和分析第三共和国各项涉及民族统一的教育改革举措和践行状况后,初步形成一个观点,即第三共和国的国民教育改革重在将学校建设成为共和制下的“民族统一的熔炉”,注重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整合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将全体国民融入共和制下的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之中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探讨第三共和国前期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能够从教育的角度,对民族国家和共和制国家在法兰西的奠定作出深入的解读。

  一、培养法兰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迫切性

  在法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三本法语词典小拉鲁斯词典、小罗伯特词典和阿歇特词典均对“民族”(nation)一词给出两种定义:“1.数量众多的人组成的共同体,通常居于同一片土地,且拥有相当一致的历史、语言、文化和经济;2.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明确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小拉鲁斯词典)“1.以历史和文化身份的一致,且常以语言或宗教的一致为特征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2.一个政治实体,居于同一片土地,且在制度上组织为国家的共同体。”(阿歇特词典)“1.一个通常数量庞大的人群,其特征为具有统一的意识和共同生活的意愿;2.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居于疆域明确的地区,且以一个主权机关为代表的人群。”小罗伯特词典还明确给出“民族”的两个同义词,一为“人民”(peuple),一为“国家”(Etat)。法文中“民族”的这两层含义清晰地显示,在法国,“民族”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民族”(nation)和“国家”(Etat)具有同一性,“法兰西民族”既是建立了法国这个“国家”的民族即“国族”,同时亦是法国本身。

  然而,纵观法兰西民族史,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融合,事实上发轫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论著,成形于法国大革命“公共意志”理论高潮时期。大革命时期,“朕即民族”的论调被“人民即民族”的观点所取代,后者强调人民的“公共意志”引导人民自愿归属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去除了地方色彩的“法兰西人”的身份、一个超越了族裔和地域界限、包容全体国民的新生的“法兰西民族”即“国族”的观念,通过各省结盟运动、1790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结盟节以及代表“公意”的国民公会不断得到强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革命堪称“法兰西民族”认同的一个分水岭。然而,“人民即民族”观因革命进程几度中断而反复向“朕即民族”观回流,又屡次在共和的宣告声中重现。从大革命的结盟节、第二共和国的博爱节到第三共和国的国庆节,一脉相承的节日传递的是法兰西民族大家庭欢庆阶级融合、政治和睦、民族团结的强烈信息,突出的是民族统一之于法兰西共和制国家的重要性。构建“国族”的呼声在19世纪末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再度高涨,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

  首先,普法战争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民族与国家的淡漠暴露无遗。普法战争期间,国防政府派往各地发动民众抗战的军官纷纷指出,只有城市居民踊跃参战,广大农民则普遍存在厌战、反战甚至通敌行为:阿尔代斯的农民对战争毫无热情,甚至不欢迎路过该地的法军;利摹日的农民强烈反对战争;中部地区的民众只盼望结束战争,愿意“为了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索瓦松、博维、维赞等地的农民拒绝参加国民自卫队;农民们拒绝向法军提供粮食,反而将粮食供给他们畏惧的普鲁士军队,还泄露法国游击队员的行踪,甚至将其捕送普军邀功。

  研究法国农民问题的法国学者西特隆(Citron)、索布尔(Soboul)、维日尔(Vigier)、阿居农(Agul-hon)、迪塞尔(Desert)、斯贝克林(Specklin)、美国学者韦伯(Weber)以及我国学者许平等均指出,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国乡村“还没有融为有机的一体”,法国农民并未将法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现代法国民族共同体之外”。农民在民族和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感远未形成,于是出现爱国的市民和爱乡的农民并立的“两个法国”现象。

  其次,政体之争令国民分裂为支持共和制和支持君主制或帝制的“两个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共和制度获得了法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事实上,就在第三共和国成立前几个月,1870年5月8日的全民表决以753.8万张选票的压倒性多数赞成帝国。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从“地主议会”、“道德秩序”、布朗热运动到德雷福斯案件,顽固的君主主义者、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等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时刻伺机制造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向共和政府发起反扑。君主制或帝制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几度令共和国险些重蹈被颠覆的厄运,政治上对峙的“两个法国”的激烈争斗将国民推向民族分裂的边缘。

  第三,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制造出社会上、下层对峙的“两个法国”。自第二帝国末年起,法国工人运动逐渐远离主张经济领域斗争而不问政治的蒲鲁东主义,开始发出政治诉求。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更是建立起法国首个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虽然被血腥扼杀,但却是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冲突和分裂的一次集中体现。其后,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但随着1876年10月法国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和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党的成立而再度复兴。全国工会联合会也于1886年10月成立,与工人党和各社会主义组织携手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被资产阶级政府视为来自“另一个法国”的敌对力量。

  “两个法国”现象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的存在与激化令第三共和国执政者迫切希望将全体国民融入“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和“一个民族”之中。国民教育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第三共和国历任公共教育部长均对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寄予厚望。首任公共教育部长汝尔·西蒙(JulesSimon)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建公共教育,让法国有力量对抗来自外部的侵略,让文明有力量抵御来自内部的骚动。”

  曾三度出任公共教育部长的费里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先在国民头脑中树立起“一个统一的法国”的观念,才能重建“一个伟大的法国”。贝尔要求学校教育学生致力“将我们伟大的、美丽的、无与伦比的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融合成一个美好的统一体”。路易·巴尔度(LouisBarthou)也明确指出:“一切令我们分裂的争执都应在学校的门槛前沉寂下来。”

  第三共和国教育主管者们的言辞无不显示出他们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熔炉的强烈意愿。

  二、学校: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

  第三共和国实施的多项重大教育改革举措均凸显出共和政府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将全体国民汇集在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民族大家庭之中的教育理念。

  首先,对教育进行世俗化改革,意在避免“两类学校”即教会学校和世俗学校的教育分别培养出支持君主制或帝制与支持共和制的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

  第三共和国前期,反教权主义运动高涨,矛头直指教会的政治倾向。在“教权主义,就是敌人!”的共识下,共和派十分担心学校成为教会培养顽固的君主主义者和保守的天主教徒的摇篮。甘必大希望公共教育“以绝对公平的方式漠视一切宗教教义”,强调只有教士和教师各自回到“自己家中”,才能建立起“一个团结的、统一的法国”。曾任甘必大内阁公共教育部长的贝尔认为,学校保持宗教中立是实施义务教育的必要条件,因为各乡镇不可能为获得政府认可的每一种宗教都开设一所学校,而且这样势必“将儿童在学校的板凳上就区分开来……导致儿童自幼就滋生宗派思想,互相仇视”。

  费里也忧心忡忡地描绘了一幅“两类学校”教育出“两个法国”的情景,指出思想对立的两个青年群体的冲突“必将引发内战”,将法国引向“末日”,强调共和政府的职责在于摒弃一切具有分裂性质的宗教教义,以人类共有的自然情感和理性团结全体国民,因此“学校必须在宗教上保持中立”。

  可见,进行教育世俗化改革以分离学校和教会,是共和派通过学校教育团结全体国民,实现超越宗教分歧及其后所暗藏的政治分歧的民族统一的一项重要举措。

  1880年2月27日,费里改组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将教会人士排挤出教育领导机构,拉开了教育世俗化改革的帷幕。教职人员、教学内容和场所的世俗化也相继进行:1880年3月18日法令下令驱逐耶稣会修士;1881年6月16日法令废除修女持修会会长颁发的传教许可证书即可任教的特权;1882年3月28日颁布《初等义务教育法》,取缔传统的宗教教育,代之以公民教育;1882年11月2日通函禁止在新建或翻修的学校内安置宗教物品;1886年10月30日颁布《初等教育总体组织法》,规定对公立学校教职人员进行世俗化;1902年6月27日和7月21日颁布的两道法令下令关闭教会学校;1904年7月7日法宣布禁止任何宗教团体在法国从事任何级别、任何性质的教育,最终在法律上完成了学校和教会的分离。

  这些举措自然遭遇天主教会的强烈反抗。

  教会掀起大规模的反教育改革请愿、抵制世俗学校、禁止使用甚至焚烧世俗学校使用的部分教科书等运动。共和派教育改革者则秉承机会主义策略,谨慎、渐进地逐步推进改革,意在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民族统一大局。

  1886年10月30日颁布的《初等教育总体组织法》分别对待男、女教师的世俗化问题,规定男教师在5年内全部实现世俗化,修女教师则因其为数众多而未限定替换时限,直至1902年3月30日才规定从次年起,在3至10年内完成女教师的世俗化。学校场所的世俗化也先针对新建或翻修的学校,而学校中已有的宗教物品撤除与否,则听由民意。此外,共和政府要求修订教科书,删除其中的过激言辞,同时完善教科书审查机制,允许学生家长监督教科书审查工作,从而平息了天主教会挑起的波及全国的“教科书战争”。

  即便在孔勃政府大规模关闭教会学校时期,教会学校仍可换上“世俗”身份重新开张,教会并未因教育世俗化改革而完全丧失其教育影响力,这也是教会逐渐接受世俗教育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共和派坚持反教权主义而不反宗教的原则,强调世俗政策重在“分离”属于私人领域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属于公共事务领域的教育问题。费里还提出“开放的共和国”概念,强调:“我们不能带着仇恨和分歧的思想来领导人民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是聆听着内战的警报走向崛起的”。

  他呼吁“向所有真心诚意的人们打开共和国的大门”,让“开放的共和国”将“所有法国人统一在祖国的旗帜下”。“团结”和“统一”显然是教育世俗化改革的基本理念。

  其次,统一学校教育以传播一致的思想,使学校成为“统一的工具”,预防“危险的离心倾向”,努力消除政体之争和阶级冲突造成的双重的“两个法国”相对峙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教育改革者在教学安排和内容上采取一系列有助于统一教育的措施。其一,建立统一课程表制度。

  1871年11月18日,西蒙下令各学区督学均制定适合本学区的初级小学统一课程表。其后,高级小学统一课程表制度也开始在全国推行。

  其二,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1882年7月27日初等教育教学大纲出台,详细规定了各年级各科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时间。该大纲一直沿用至1923年,仅有部分内容作过微调。其三,制订学校教科书目录。

  1875年7月2日,时任公共教育部长亨利·瓦隆(HenryWallon)颁布决议,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核公立学校教科书目录,“制订不得进入公立学校和必须禁止在私立学校使用的书籍目录”。

  1880年2月27日,费里促使议会颁布法律,重申瓦隆决议精神,规定由公共教育高等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必须禁止进入公立学校作为教科书、图书馆藏书和奖励用书的书籍”以及“因违反道德、宪法和法律而必须禁止进入私立学校作为教科书、课外读物和奖励用书的书籍”。同年6月16日颁布的决议还规定由各省公共教育委员会负责制订本省公立学校的适用书目。

  其四,建立初等教育毕业统考制度。1880年6月16日,费里颁布政令,统一规定了全国初等教育毕业考试范畴。

  第三,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教育。一系列有助于培养民族认同感、激发爱国热情和共和情感的新学科被引入初等学校,其中尤以历史、公民教育和体育三门学科最引人瞩目。历史于1871年率先被塞纳省纳入初等学校统一课程表,并随着统一课程表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执行而在事实上成为初等学校必修科目,1882年3月28日颁布的《初等义务教育法》正式确认历史为初等学校的必修科目。

  第三共和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内斯·拉维斯(ErnestLavisse)对小学教师的一席话,集中反映了共和派对历史教育的期望,他强调:“历史教育负有让学童热爱和理解祖国的责任”,必须让学童“铭记我们光荣的民族史”,“成长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公民和热爱军旗的士兵”。

  1890年7月15日,时任公共教育部长莱昂·布尔汝瓦(LéonBourgeois)也专门致书各学区督学,强调:“历史教师是统一民族的律师,是团结党派的律师……历史教育要为民族和睦而努力……历史能够而且必须协助强化民族感情”。

  公民教育则于1882年进入初等学校并成为必修课。同年7月27日颁布的《初等学校公民教育大纲》清晰地展示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初级班:简明讲解阅读中遇到的能够激发国家观念的词汇,如:公民、士兵、军队、祖国;市镇、区、省、政府;法律、法庭、警察等。中级班:简明讲解法国政治体制与机构等概念,如公民、公民的义务与权利;义务教育、兵役、税务、普选制度;市镇、市长与市议会;省、省长与省议会;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高级班:详细讲解法国政治、行政与司法机关等概念,如宪法、共和国总统、参议院、众议院、法律;中央、省与市镇行政机关以及各权力机关;民事与刑事法庭;各级别教育;警察、军队。”

  另一门新学科体育也在激发学童的爱国情感上扮演了独特角色。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共和派率先呼吁学校教育必须同时发展智育和体育,认为有智育而无体育,仅是“学者的事业”而非“爱国者的事业”,学校应当培养能够为祖国“持剑操枪,长征露宿,百折不挠”的战士和公民。

  1879年3月24日,参议员乔治(Georges)提交法案,要求在学校开展体育,强调体育为“国家安全问题”。1880年1月27日,参众两院全票通过《学校体育法》,规定体育为各级公立男子学校的必修课。

  《学校体育法》颁布后,政界、军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学校开展体育是一项“爱国事业”。贝尔等人还敏锐地从体育精神对“纪律”和“服从”观念的强调中发现了体育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性质,指出体育能够“从思想上和身体上”培养“遵纪守法、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性公民”,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除了新学科外,传统学科也大力挖掘有助于培养学童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教学内容,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语文课对法语语言教育的重视。直至第三共和国成立时,法语还远未成为法国国民的通用语言。方言的盛行和统一的民族语言的长期缺失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意识,削弱了民族情感和凝聚力。于是,第三共和国政府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相继出台一系列强制推行法语语言教育的措施。法语听写和写作自1873年起逐渐成为各省初等教育毕业考试科目,并于1880年6月16日成为全国初等教育毕业考试必考科目。同年7月6日颁布的《初等学校章程》更是规定:“法语为学校唯一使用的语言。”

  各地政府还规定初等学校招聘只会说法语的教师并严惩在校讲方言的学生。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法语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国民通用的语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民族语言的统一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全国铁路网的建成、新运河的开凿和蒸汽轮船的运营极大便利了水陆交通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也使得民众意识到学习统一的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此外,普遍义务兵役制度的实施也使得军队成为语言统一的熔炉。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三共和国完成了统一民族语言的宏大工程。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共和派教育改革者终于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国民基础教育,并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教育设置为学校优先开展的教学内容,而其主要载体便是教科书。

  三、教科书:民族统一教育的载体

  19世纪末,教科书是法国初等学校唯一的文化和思想传播载体。费里曾一言概括了教科书的重要性:“谁主宰了教科书,谁就主宰了教育。”在此共识下,学界和政界知名人士纷纷执笔编写教科书,着力宣传“祖国”、“共和国”和“民族”三个核心概念。

  著名教育家布鲁诺(Bruno)编写了一系列语文阅读课本,包括《两童环法记》、《马塞尔的孩子们》、《弗朗西纳》、《青少年阅读课本》等。其中,《两童环法记》于1877年在贝林出版社出版后,即为法国所有学校采用,到1904年再版次数高达411次。

  1976年,贝林出版社特地为其出版百年纪念版,成为法国教科书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两童环法记》以“责任和祖国”为副标题,讲述普法战争后,两个洛林儿童遵从父亲遗志,为了恢复自己的法国人身份,离开故土,前往法国投靠亲友的故事。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强调“关于祖国的知识是学校必须传授的内容”,并巧妙地将“民族”和“祖国”两个概念融入两个孩子辗转法国各地寻亲的经历中。

  另一位著名的教科书编者是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拉维斯。拉维斯把历史教育的目的浓缩为“让学童了解、看到并激发美好而强烈的爱国情感”,从1876年起投入满腔热情为初等学校各年级学生编写了一系列历史教科书《法国史》,时人称之为“小拉维斯”以区别于拉维斯编撰的27卷《法国史》鸿篇巨制。“小拉维斯”成为第三共和国时期公立初等学校使用最广泛的历史教科书,且至今仍在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再版。除了拉维斯外,其他历史教科书编者也强调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以法兰西民族史取代了国王传记”,“摒弃一切分裂因素,突出一切利于团结的因素以及自由、民主原则和忠于大革命精神的法国人民所共有的各项原则”。

  公民教育作为一门全新的课程,其教科书的编写更是备受重视,编者中不乏时政要人,如公共教育部长贝尔和斯蒂格(Steeg)、公共教育部总督学卡兹(Cazes)、初等教育督学居雷(Curé)和伯洛(Belot)、学区区长热拉尔(Gérard)、议员孔帕雷(Compayré)等,以及学界知名人士拉维斯、布鲁诺、百耶(Payot)、白约(Bayet)等。他们均在教科书前言中强调公民教育必须令学童形成“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的意识,突出团结互助思想,让学童知道“每个人的幸福都与其他所有人的幸福紧密相连”,从而为共和国培养“好公民、好工人、好士兵”。

  从整体上看,各科教科书编者都致力于从爱国主义教育出发,逐步引导学童热爱一个特定的政体即共和政体,最后通过民族统一思想教育,树立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观念。

  首先,在爱国主义教育上,为了尽快引导法兰西民族走出战败阴影,实现民族复兴与崛起,编者们构建起一种独特的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正面诠释民族厄运,浓墨重彩地书写法国历史上虽然战败但却未令祖国蒙羞的民族英雄。这一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编者们集中刻画高卢、百年战争和普法战争三个时期的民族英雄,并刻意将这三个时期的民族英雄典范维尔森吉托克里斯、贞德和甘必大进行类比,赞誉大义凛然的战败者,斥责野心勃勃的侵略者。编者们强调:“甘必大那铿锵有力的言语震撼了法兰西,法兰西重新站起来了,崇高的英雄行为在各地涌现,爱国激情洋溢在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的故土上!”

  “19世纪的法国会像14世纪的法国那样重新站起来的。”

  教科书编者对民族英雄的侧重记叙有着深刻的用意。法兰西民族视高卢人为祖先,视百年战争时期为法兰西民族史的开端。歌颂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就是在为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历史的基础。而法兰西民族在普法战争时期遭强敌入侵的历史与高卢和百年战争时期何其相似,民族的苦难史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串联起来,凸显出法兰西民族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拉维斯一语道出这一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旨:“通过向学童讲述祖国的苦难,通过在每一页纸上反复强调我们为德国的入侵所付出的代价,我希望在他们心中强化对祖国的爱。”

  第二,编者们将共和制诠释为法国最佳政治体制,树立爱法国即爱共和国的观念。他们抨击君主制和帝制的弊端,突出民众在旧制度下的悲惨生活、等级社会的森严、专制王权的腐败以及两个拿破仑嗜战给法国带来的深重苦难等,引导学童思考大革命爆发以及共和制取代帝制和君主制的必然性。同时,他们列数共和制国家中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断言:“未来是属于共和国的……共和政府是卓越的民主政府”。

  “共和制是最美好、最公正、最优秀的政府形式……共和国就是法国。”“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障自由……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障人民主权真正得到行使。”“在所有政体中,共和制显然是最公正、最明智、最和平、最合理的政体。”此外,编者们还尤其强调,共和制是法国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学童应当“热爱法国自行选定的共和制”。

  第三,编者们着力宣扬“法国人”的集体观念,努力建构包容全体国民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公民教育教科书编者强调各地民众“全都是法国人,全都为建立这个伟大的民族贡献过自己的力量”,“都是同一位母亲即祖国的子女”。语文教科书编者指出:“各个省就像纷繁的花朵,难分高下,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最美丽、最宜居的国家,那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

  历史教科书编者高度评价象征团结的结盟节:“这一天,来自各地的民众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忘记了旧日的仇恨,结成联盟,怀着对祖国、对自由的共同的爱,团结在一起。”

  编者们还刻意淡化阶级矛盾,宣传互助互爱和勤俭致富的思想,突出共和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而民族分裂和内战则成为抨击的对象。编者们纷纷将高卢战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为高卢各部落的分裂,强调“一个民族最大的责任,就是在敌人面前团结起来”。

  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两大封建派别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内讧,使得英军以少胜多大败法军的事件,也成为编者们经常援引的例证。巴黎公社引发的内战更是令编者们痛心疾首。“唉!德国人见证了这场兄弟相残的战争!看着吞没巴黎的冲天火光,敌人们在鼓掌!”

  “一场内战当着普鲁士人的面爆发!”“法国政府在外族侵略者的眼皮下攻打巴黎,后者看到我们相互厮杀是多么的快乐。”

  四、余论

  在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建构史上,普法战争无疑是一个关键事件。可以说,一方面,第三共和国政府从普法战争的失利中萃取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动力,另一方面,普法战争令法国民族主义,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皆以“祖国”和“民族”为核心价值,致力于爱国主义和民族统一的宣传和教育。“一个民族”和“一个法国”遂成为19世纪末法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第三共和国时期尖锐的政体和阶级之争又令政治统一问题、社会统一问题与民族统一问题相互交融,愈发凸显出构建“国族”以包容全体国民的重要性。

  在法国国民对民族以及国家的认同过程中,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第三共和国之前的法国还是一个松散的民族共同体,第三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共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法国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中教育功不可没。第三共和国教育改革者将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构建超越狭隘的乡土情感以及政见、宗教信仰和阶级纷争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定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为此,他们有意识地对“法兰西民族”进行重新建构和诠释,不但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身上发掘巩固法兰西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因素,塑造同质性的国民文化,令民族成员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观念,而且还成功地发展了一种融民族情感与共和情感为一体的共和民族情感,树立起政治共同体意识,促成民族成员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整合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整合即“一个法国”得以同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得以确立,法兰西民族成为“国族”,而国家则通过共和制度得到体现。

  1899年,共和国凯旋塑像在民族广场揭幕,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正是共和情感和民族情感交融的集中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彰显了全体法国国民对“民族”与“国家”的强烈情感,在法国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后,无论是右翼的保守派、温和共和派还是左翼的激进共和派乃至社会党都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要求法兰西民族实现全民族的“神圣联合”。民众踊跃应征入伍,连教士也不例外,妇女儿童也在后方投入夏收工作,以支持前方战事。此情此景与普法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甚至通敌的民众形成强烈对比。这印证了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汝尔·米什莱(JulesMichelet)的精辟论断:“政治的首要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三部分呢?还是教育。”

  同时,这也是对费里等教育改革者视初等教育改革为“蕴涵了所有改革的改革”,“最重大的社会改革”,“最深刻、最持久的政治改革”的观点的最佳注解。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0112/6681336.html   

法国第三共和国前期推动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相关推荐


------分隔线----------------------------
联系方式
微信号 biyelunwen
热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