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逻辑轨迹

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逻辑轨迹 摘要: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批判体系: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宗教批判、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政治批判以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经济批判。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批判目的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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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逻辑轨迹   摘要: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批判体系: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宗教批判、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政治批判以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经济批判。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批判目的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旧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逻辑轨迹
  一、馬克思批判思想的立足点--宗教批判
  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的开端是宗教批判,宗教批判在马克思批判思想中具有基础地位和作用。不进行宗教批判,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现世的批判。“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种种缘由使宗教批判成为马克思批判思想的首个着力点。
  (一)马克思大学时期的宗教批判
  马克思早期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以理性和自我意识为哲学立场,高度宣扬启蒙理性精神,并试图用其来说明德国社会现实。大学时期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成果,包含着无神论的思想,对于进行宗教批判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反对一切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灵,认为一切宗教迷信都是人类自由理性的对立面,就如普罗米修斯所说,“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宗教态度。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种愚昧的神学思想,并且以“自我意识”的哲学思想来阐明与宗教的关系,即哲学理性与宗教神学是对立的,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虽然比较的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但马克思更加肯定的是后者,因为伊壁鸠鲁作为原子论者,表明了世界万物的本原即原子,这本身就具有反神学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还通过分析伊壁鸠鲁原子偏离直线运动的自由性,指出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表明哲学自我意识自由的立场,以此来挑战神学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哲学以“自我意识“为立场,高于宗教神学,与宗教二元对立。总的来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无神论思想是宗教批判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表明了他无神论立场的确立。
  接下来,我们要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蕴含的思想内涵进行探讨,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其中的脉络:
  首先,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人的原子论学说,看到前者主要说明世间万物的本原,而后者更强调个体自由意识。反抗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的必然性命运,而特别关注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指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原子都有自由意志,每一个原子都具有偏离直线的必然性,原子的偏斜运动始终贯穿于物理运动中,也从侧面反映出对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视。接下来,马克思指出神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强调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在神学逻辑中,一切神灵包括基督教和其他异教的神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然而只把自己所信奉的神灵奉为唯一的宗教,因此得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的存在的逻辑说明。”指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宗教的存在是源于人对自然界的害怕,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然而,马克思不仅仅从自我意识的层面认识宗教,而且还深入到自然、人类社会中去认识,去探求其本质。
  最后,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伊壁鸠鲁的无神论的哲学立场,指出要把哲学无神论和变革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提出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不但反对天上的神灵还要对地上的神灵进行批判,“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其实对天神批判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对地上的神灵进行批判,即反对一切封建专制和剥削制度。这样,就把对宗教的批判和变革政治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了,这也恰好体现了哲学实践的特点。哲学实践就是要体现广大人民自由意志,从书房转向变革社会现实,“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
  大学时期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代表之作,文章中处处彰显着无神论的思想,为日后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此时无神论思想还未完全达到科学无神的水平,其文章基调还处在唯心主义阶段,但是经过对前人优秀成果的借鉴,他的无神论思想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第一次走向现实社会的宗教批判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首次真正意义的登上社会舞台的时期,而自由问题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一直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个时期他遇到了世界性难题,后来被学界简称为“莱茵报难事”,这个难事是关于现实物质利益的难事。马克思对国家和自由的理解还未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理论中跳脱出来,仍然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所以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辩论自由问题的重要性时,以普遍自由的精神去批判,指出在专制统治下,只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官员和国家机构即少数人以特殊利益代替国家普遍利益,普遍利益服从特殊利益,少数人的自由永远站在多数人的自由之上。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站在黑格尔理性主义的立场上,然而在此思想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和当局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开始变得毫无原则,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掉普通劳苦大众的利益,难道现实的物质利益高于国家和法律吗?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深究的问题。因此,在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贫民自由利益问题的辩护中,物质利益引发的难题也使马克思开始反思自己的哲学立场,对黑格尔自由理性的启蒙精神产生质疑。
  大学时期对宗教的批判,实现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但走向现实社会使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更为系统。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哲学参与政治斗争,联系社会现实的重要性,哲学正在世界化,世界也正在哲学化。
  二、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深入--政治批判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触及了统治阶层的利益,继而导致《莱茵报》被查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不得不引起他对黑格尔抽象理性国家观和法的反思。从《莱茵报》编辑部退出之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重新退回到书房,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转向对黑格尔国家理论和德国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阐述,由此转变为政治批判。
  (一)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
  马克思所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颠覆了黑格尔抽象的形而上学国家观,并且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黑格尔的形而上的思辨性还突出表现在他对主体的理解上,因此要颠倒“主体和谓语”的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从直接伦理通过贯穿着市民社会的分解而达到了国家--它表现为它们的真实基础--这种发展,这才是国家概念的科学证明。由于国家是作为结果而在科学概念的进程中显现出来的,同时它又经证明为真实基础,所以那种中介和那种假象都被扬弃了,而它自己成为一种同样的直接性。因此在现实中国家本身倒是最初的东西,在国家内部家庭才发展为市民社会,而且也正是国家概念本身才划分自身为这两个环节的。”
  在黑格尔看来,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中,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由国家决定的,认为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一切前提和基础,具有外在必然性,而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没有自身的独立性。黑格尔把国家放在至尊的地位,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应以国家的意志为准则,当它们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放下自身的利益而服从国家的利益,在普鲁士当局看来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是“稳固民心”的好方法。
  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就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颠倒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共同构成了国家,它们是国家的前提,是构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基石,“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但是制约者设定为受制约者,规定者被设定为被规定者,生产者被设定为生产的产品”。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主体”,国家是“谓语”,而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是颠倒的。
  马克思除了对黑格尔主谓关系的颠倒进行批判,他还对黑格尔立宪君主制高于一切的观点进行抨击,并且反对王权对行政权的束缚,认为行政权的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在这之后,马克思又剖析了黑格尔的抽象立法权的思想,同时还对其长子继承权思想暴露的弊端进行批判,揭示了私有财产是被君主所占有,它才是国家的本质,因此也说明了国家是由私有财产来決定的。在马克思看来,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制,必须要杜绝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法哲学重新颠倒,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从市民社会的批判中探讨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所作的探讨中,不仅是联系副本批判,即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所作的批判,而且也进一步探讨了原本批判,即对德国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并且对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在青年黑格尔派代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解放的根源问题是宗教,只有消灭宗教,才能放弃对犹太教的信仰,从而达到人的解放。鲍威尔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通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然而,这是一种谬论,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政治解放实质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只是从国家层面把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然而宗教仍处于市民社会中。在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三者关系中,政治解放不代表宗教解放,也不能把宗教解放混淆为政治解放,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混为一谈。
  宗教并不是政治压迫的根源,它只是一种表现,我们不是把政治问题神学化,而要把神学问题世俗化。“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虽然政治解放使国家不再受宗教的干涉,但不代表宗教不受国家的影响和约束,唯有把人类从私有制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来,体现人的“类”本质时,人类才能实现解放。市民社会把国家当作其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私利的手段,把国家当作利己的保障,那么国家很可能反过来干涉和影响宗教。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表明,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的探讨,而要深入到市民社会中进行批判。
  在《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为基础来解答“犹太人问题”,从对政治国家的批判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提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经商牟利”,其“世俗的神”是“金钱”。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主要针对货币异化的解决和探讨,马克思提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表明金钱其实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又凝结在人的存在之中,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工具,这一涵义深刻诠释了人的存在状况,它剥夺了人本身的价值,从而也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异化。所以为了解决货币异化的问题,唯有消灭金钱的统治,从而克服人的相互异化,实现人的社会解放,继而人的异化也就被消灭了。从中不难看出,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的方法对“货币异化”进行分析,他开始转向关注社会本身的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三、马克思批判思想的落脚点--经济批判
  马克思在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指出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并开始着手对市民社会进行探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转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指出人的类本质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其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劳动异化思想,并提出对劳动异化理论进行批判,把扬弃私有财产,借助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作为根本目标。
  (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产品的生产,实质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奴役关系,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考察了工人劳动下的异化性质,并对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工人同他生产的劳动产品间的异化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物役性”,物奴役人,物统治人。劳动产品虽为劳动者所创造,但却不是劳动者来支配使用劳动产品,而是劳动产品反过来支配和操纵劳动者。工人生产的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存在,而人演变为自己对象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与自己相异化的力量就越大,他自己得到的就越少,自身的价值也越小。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句话揭示了人失去自身的现实性,并被这些异己的对象所统治。
  其次,是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实质上是由劳动活动的异化引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活动,劳动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只是资本私利主义的工具。劳动成为别人的劳动,不再属于劳动者自身。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发挥其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功能,而不是为了占有。
  再次,人与人的类本质问的异化,也就是说异化劳动是把人的劳动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从而把劳动变为异己的力量统治自己,使劳动者和他的类本质产生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作为人的类本质在实践社会中存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把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来表现的,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打破了动物生产的片面性和动物物种尺度的局限性,展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最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这个是前三种异化的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人不仅生产出异己的产品,还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造成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性的陈述,指出劳动异化的根源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人的类本质同工人即劳动者相异化,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占有者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
  (二)扬弃异化的途径
  异化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衍生而来,其最终必然会被消灭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异化劳动的思想,通过分析发现资产阶级思想的虚伪性,指出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财产的私有制,因此,马克思提出要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
  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异化劳动,首要地是消除私有制,使劳动者享有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而实际上劳动者既和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又和自身的实际需要相背离,因而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因此,消除异化与消灭私有财产本质上是一样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消除异化,因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最终被资本家所占有,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消除私有制。
  最重要的,马克思认为消除异化必须借助于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共产主义消除了私有财产,使人的自我异化得到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作为全部占有人的本质力量的学说,使人的本质得到真正的“复归”,即把人从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所以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旧有的自私自利的制度,使人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公有制。
  马克思通过探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认为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并把克服异化当作人的本质的复归,要把人类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无疑还带有费尔巴哈的消极人本主义色彩。
  总而言之,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考察现实政治问题,以揭示旧政治哲学的弊端为目的,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极度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态度和争取全人类解放的决心,不断地探索,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xifang/20190123/81049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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