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吴应箕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外因时，他不仅注意到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还注意到了中观的地域文化风气和微观的个人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天下之文不过数方，方不过数人。方则有井邑之异，人则有后先之殊。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传。然所谓方与人者，盖合疆域、时代而统言之也，非其一邑一家之谓也。而亦有一邑一家者，则河南之有商丘，商丘之有侯氏，非乎商丘特一方中之方耳。而其人兴于一时，且起于同产者，吾所知有吴焉，有徐焉，有张焉，有刘焉，有常焉，之数家者，非高籍，咸之声即著机云之誉，斯已异矣，而莫盛于侯氏。（《楼山堂遗文》卷五《侯叔岱序》）

　　天下之文有盛于吴哉？夫文者不以地者也。虽僻壤小邑，有作者起，尝能以其言为世则焉，然有几乎？即所称文章之区矣，一唱群和，本无有绝类出者，而自标置曰：是吾国之风也。如此者天下亦有数方矣。有识者至弃之，以为此名其乡语耳。世岂有不相错而成文者哉？予尝以两者相提而论，然后乃知天下之文莫盛于吴者也。吴，故大都，天下由以视风会焉。其文尝使他方一人为之足为其地重，而吴则称十数家而未尽其隽少，相望者向使学一先生之言，亦岂不斐然乎？（《楼山堂遗文》卷三《吴文咸集序》）

　　传统文论中在谈到地域时，多以此来论文学风格的地域差异。在明代文社林立，流派蜂起，地域文学特色日益明显，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旗手，这无疑引起了诗论家的关注与思考。吴应箕在此除了揭示文学发展地域的不平衡外，还从地域与个人的角度思考了它们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比传统文论更进了一步。

　　第一、虽然他说“文者不以地者也”，但他认为吴为文章之区，又为故大都，文人会集，一唱群和，相错成文，“天下由以视风会焉”，显然他也意识到良好的地域文学传统影响到创作主体的规模，“一唱群和”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文学技巧的切磋和提高，进而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学风貌，这无疑对推动整个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吴应箕说“虽僻壤小邑，有作者起，尝能以其言为世则焉”，又说“亦有一邑一家者”，“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传”。可见，在吴应箕的眼里，个人不仅在地方文坛上有榜样和凝聚的作用，促成地域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助于地域文学融入当时的文学潮流中，推动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这种个人的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创作中以其言为世则和选文明道立说。后者如他所说：“忆居虎丘与足下论定国表时，其一段挽回苦心可泣鬼神，使同人不以名相高相忌，相与共明其说而底于成，则古雅之风可以渐见其盛，奈何今之乱天下者皆选文之徒，良可浩叹。……盖选文而明道立说，此中固自足乐，士之不得志而有功于国家者，此其一端也。”（《楼山堂遗文》卷四《与钱吉士论时文书》）

　　第三、吴应箕更看到了前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对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正如他所说：“予尝以两者相提而论，然后乃知天下之文莫盛于吴者也。”

　　再次，从文学内部来解释文学发展的原因。虽然吴应箕在这方面有论述不是很多，但他的论述却是非常深刻。他在《历朝科牍序》中开篇就说：“文之始兴也，初无定体。自建之为制，然后有规矩准绳之不可易。从来取士之法，如诗、赋、策论，无弗然者，何但今科举之文乎？本朝科举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严。”一种文体形成之后，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确立自己的文体规范，促成此种文体的兴盛，在后来文人创作中，文法不断累积、不断加严，又使该文体的创作受到限制，从而使其衰落。又说：“有六朝之靡丽而昌黎兴；有五代之浮冗而庐陵出。国朝承宋元余风，然后献吉起而矫枉过正”，揭示出了文学形式的辩证自生的过程，反映出文学形式作为自足的完整系统，有着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即文学形式自身可以自我调节和自我转化。

　　三

　　到了晚明，复古派与性灵派由于各自的流弊而愈益使文学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为挽救文学的衰落，文人们对明代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两派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合，于是两派逐渐合流。吴应箕顺应了这股潮流，他说：“是故诗不必专尚风格也。由吾性灵之不敢过用者，然后风格亦有所持而不坠”（《楼山堂遗文》卷六《道归堂诗集序》），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复古派与性灵派进行反思，并从文学发展史中探求出一些规律，找寻挽救当时的文风的一些具体方法、途径和措施，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继承中革新。对于这一问题，他主要从为何要复古、复什么样的“古”、如何复古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