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文体意识增强，对文体兴衰嬗变的规律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较普遍地认为文学的历史就是各种体裁兴衰嬗变的历史。吴应箕也从文学形式与表现方法的角度提出“体变理不变”（《楼山堂遗文》卷四《与周仲驭书》）的发展观。所谓“理不变”，我认为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上说的，他认为文要宗经明道，“裨益治教”，“资于劝惩”，这一点是不能变的，也是不可变的；二是从体的演变的规律上说的，他认为体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和趋势，是不随人的意志改变的。第二层意思说明了吴应箕对文学史现象背后发展规律的思考，围绕“变”探求“变”中之“理”，那么他是如何探求“变”中之“理”的呢？他主要从如何变和因何变两个方面来进行自己的阐释的。

　　（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吴应箕主要从勾勒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他认为文体的发展，从一个时间段看，经历始—详—盛—敝，有着自身的周期，但从更长的时间段看，盛者可复，敝者可反，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首先，吴应箕比较早而且也比较准确地勾勒了明代时文兴衰演变过程。他认为“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因他从久困科场，又是当时科牍选文名家，复社著名的《国表四集》就为其所选，在他的集中有关科牍时文的“序”有20多篇，对时文这一文体形式有深入的思考，对科牍的源流本末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明代时文的分期是非常准确的，对《明史》和方苞对八股文体的分期也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相比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说：“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守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雕刻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虽然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中有“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之说，但《明史》与方苞还是采用了吴氏之说，虽然方苞的论述更详细，但在发展过程的分期上，不管是《明史》，还是方苞，与吴氏之说还是相差无几，吴氏的开拓之功显而易见。

　　其次，吴应箕在《历朝科牍序》中论述时文演变时，开篇说“文之始兴也，初无定体”，是想借论述时文之变来涵盖所有文体的发展过程，揭示所有文体发展变化都具有周期性特征。他接着又说：“其流也自场屋之程墨始，故欲科举之文不亡，当先从场屋之程墨论之。欲成弘之文再睹，于今又当先从其源流本末备论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复，而其敝也未尝不可反，此吾所以论次程墨由国初而迄今之意也。”说明了这种周期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在论述古文发展规律的时候，他吸收了袁宏道的“法因于弊而成于过”的文学发展的辩证思想，认为“敝”在某种程度上蕴藏“兴”的契机，“有六朝之靡丽而昌黎兴；有五代之浮冗而庐陵出。国朝承宋元余风，然后献吉起而矫枉过正。”（《楼山堂集》卷十六《陈百史古文序》）文学总是在矫正前代之敝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新的文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流弊，就这一方面说有着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就当世来说，吴应箕也承认“今世古学日荒，文体愈降”（《楼山堂遗文》卷五《易会序》），但从更长的历史过程看，他还是认为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后代也不一定比前代差，正如他所说的“二李何王号代兴，再传楚士欲凭陵。”（《楼山堂集》卷二十六《偶作两绝句》）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特色，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在《与周仲驭》中在对前代诗文评论的同时，对复社同辈的诗文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能远接古人，流传后世。“本朝空同死百年，文章寂寂生寒烟。后有王李争气象，名成亦与日月悬。迩来文士好轻薄，区区那必过前贤。公安竟陵亦已矣，耳食至今犹沸然。作诗断自元和后，为文不识黄初前。我友起家未三十，红颜抗疏早归田。一朝手摊千万卷，茅峰掩关绝市廛。心悲大圣微言绝，要与理义费穷研。又嘉贾谊通国体，努力一扫风云篇。新诗慷慨生哀叹，有时静好亦娟娟。同时太仓张太史，下笔顷刻布虫连卷。华亭陈子工作赋，宣城沈生书翩翩。吾邑公干有逸气，吴门杨雄独草玄。吾曹兄弟尚六七，眼前穷达相后先。今者著作吾推尔，老成波浪见大编。君不见功名富贵吾自有，丈夫要令千秋万世书可传。”（《楼山堂集》卷二十三）由此看出，吴应箕超越了文学发展的循环论和退化论，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文学发展有一定的周期，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又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环环相扣，节节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