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发展的动因

　　吴应箕对文学发展的探索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文学演变的表层，对史的演变作一叙说，而是以此作基点深入到文学活动之中探索文学演变的外因和内因，从现象的描述而进入形而上的哲学的思索。

　　首先，古人总习惯于把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认为文学不能脱离社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吴应箕在《庚辰房牍序》中说：“向使先辈居今之日，岂不知文章与时变易？”又引用了江盈科之论表达出对这一传统的认同：“古诗所命题……皆就其时事构词，因以命篇，自然妙绝。而我朝词人乃取其题，各拟一首名曰复古。夫彼有其时有其事，然后有其情有其词。”（《楼山堂集》卷十六《杨学博诗序》）然而他没有停留在江盈科的观点上，而是沿着这条路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庚辰房牍序》中说：“往在天启乙丑间，海内鼎沸，读当时之文，亦蒙昧杂乱，令人惶惑，作者或不知其然，然不可谓非作者过也。自皇上（崇祯）躬涤日月，由戊辰至于今日，经术之言间有兴者，则世道昌明，此其验矣。呜呼！文章风会之相系，讵不信哉？”（《楼山堂遗文》卷五）又说“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不尽见于此，而往往验于此。今天下困于二患：师无纪律，勇于掠而怯于战，名为兵，实为贼也；官无气节，奔北不恤，降屈不耻，而仗节死义者，百无一二，名为士，亦实贼也。呜呼！此待今日知之乎？予盖读数年来之文而伤矣。割裂经史之义，引六朝五代靡杂之词，名为文，亦实贼也。故无纪律者皆无法度者，渐积之余，而无气节者，即无理义者，卤莽之效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岂小变哉？”（《楼山堂遗文》卷五《陈殿赞序》）虽然吴应箕所论也是传统观念，但在下面的几点上却论述得非常深刻，超越了前人。

　　第一、指出了“世道之治乱”影响到“人心之邪正”，进而影响到文学的风貌的变化。由于世道之不治，直接导致了“师无纪律，勇于掠而怯于战”和“官无气节，奔北不恤，降屈不耻”社会风气的形成，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因此而改变。吴应箕由此而类推，“故无纪律者皆无法度者，渐积之余，而无气节者，即无理义者，卤莽之效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岂小变哉？”结合其“文者，生乎心者也。……由所见三十年之文以推测其用心，其害亦从可睹矣”（《楼山堂遗文》卷二《梅惠连稿序》）的论述，我认为他已意识到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中间环节而起作用，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表述社会心理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已经意识到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直接对文学发展变化起作用的是社会心理这一中介，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第二、“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不尽见于此，而往往验于此”，文学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反映不是一一对应的机械的反映。这是因为他认为“文者，生乎心者也”，“诗者，性情之物也”（《楼山堂遗文》卷三《存朴斋诗序》），当时的社会心理须经作者之心而进入作品，是要经过信息的转换的，但“有并业弟子，传著或异矣；亦有同产季昆，师受则殊。本所自授也，见偶异焉”（《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甲戌房牍序》），当时的社会心理内化为作家的个性心理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尽见于此”，但尽管如此，文学作品还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的'烙印，往往能验证“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

　　第三、“作者或不知其然”，也就是说社会对作者的影响是“渐积”的、潜在的、深层的，社会心理是逐渐内化进作者的个性心理之中的，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风貌和当时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有时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然不可谓非作者过也”，是他从文学经世的理念出发，要求作者要深入地观察社会变化，并进行深刻地思考，知其然，不为流俗所左右，要有为而作，有意识地写出“裨益治教”、“资于劝惩”的作品，纠正当时的文风与世风。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吴应箕除了从面上论述社会政治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外，还具体到科举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典文之司惟资序是及，而妙选之令无闻得隽之文，以浮华见荣，即淹通之士罕遇，上下相化，法日苟简，文益卑靡。”（《楼山堂遗文》卷四《崇祯癸酉科牍序》）所以士人揣摩时习蕲以动悦有司，操不然之说以冀幸，世风与文风相系，促成了文风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