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他出于世风与文风相系的原因，希望通过对盛世文学的学习来挽救当时衰颓的文风，进而改造当时的世风，针对当时“然同一学古矣，今之人又取韩欧所扫除六朝五代之古以为古，而反以唐宋为卑”（《陈百史古文序》）的现状，提出反对以六朝五代“衰朝之骈词”为典范的主张，所以他虽说“古文者，左史以来诸书也”（《楼山堂遗文》卷五《庚辰房牍序》）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古”主要指两汉八家，是复社“比隆三代”的政治理想在文学领域的必然反映，但复社文人中普遍绍绪七子，“文必秦汉”，吴应箕遵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将“文必秦汉”的取法范围扩大到唐宋，这无疑要公允些。

　　（三）如何复古

　　不管是七子派，还是唐宋派，在如何复古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注重学习古人的“法”，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他们偏面地强调“法”，将文学引入了歧途，而遭到吴应箕的批评。

　　在《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中，他说：“仆观本朝以文名者，莫盛于弘嘉之际，尝妄论之。如王李所訾毗陵、晋江者，其文未尝不畅，然终不能免俗讥之，未为过也；王李亦未尝不整齐其言，于经术甚浅，千篇一律而生气索然空同，才高气劲，然少优柔之致，自矜于法而溪径不除；王维桢娴于体矣，亦未能畅所能言。故韩柳欧苏之文求之本朝，实无其匹也。世之无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独能作，知之者实少。小有才致便趣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汉韩欧，然不过抄袭其字句而已。见道之文则百未见一，代兴之责，未知何归？”（《楼山堂集》卷十五）将七子派、唐宋派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既看到其在弘嘉之盛中的作用，又以历史比较的方法批评其偏重“法”所带来的弊病：一是偏重“法”而不注意文章内容的开拓，导致其文“于经术甚浅”，甚至文不见道，或滑入“流丽华赡”一途；二是偏重“法”，模拟抄袭而不去“根心为文”，致使“千篇一律而生气索然空同”，缺少个性。

　　在《答陈定生书》中称：“茅鹿门之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后，可叹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有圈点，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茅坤的这种形式主义评点方法，把注意力放在了字句段节上。吴应箕认为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能讲，而是应该首先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他的意匠经营，再看他怎样表达。离开了这些探索，光讲表达方法，这就成为死方法，容易误后生了。正如他在《八大家文选序》中所说：“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备，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辄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尝无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为求，天下岂有文哉！况以论八家乎？”（《楼山堂集》卷十七）“神明”者，情志也，即作者的思想感情。

　　针对上述的复古的弊端，吴应箕吸收了七子派、唐宋派、性灵派的合理成分，主张在“根心为文”的基础上“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以行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其为文抒导性灵而无不根极于理要，骤驰古文而未尝逾越于法矩”（《陈殿赞序》），“深宿于圣贤而优游典重，有古作者气象”（《又与源常书》）。就这一理论主张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从动机上论，反对一味功利的学古动机。他说唐宋八大家“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而袭其词者但蕲以动悦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传之妙而师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八大家文选序》），认为“古之学道为文者，非有所利而为之也，况为此矣又不废彼。丈夫屈首受经，上之可为圣贤，下亦不失卿相，曾何疑惮而顾，不专志一趋，心摇摇如悬旌耶？”（《李源常稿序》）

　　二从原则上论，他强调学古要知变通，否则“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楼山堂集》卷十六《古方略序》）。他说：“至学先正者不知变通而惟袭其成格，所谓木土偶人，具衣冠笑貌，俨然人也，而全无人气矣，此辈人又乌足与言古哉？足下《东山》诸作方是真古真先正，何也？以其法度严整而气韵生动，其长短变化殆有不可测者，故为不可易也。”（《与钱吉士论时文书》）学法而求其变，显然有吕本中“活法”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