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主体上论，他强调“才”、“识”、“力”等作者的个性。他认为“不博学深思而求文之见道者，亦否也”（《李源常稿序》），他还说“尝阅今人之文，其援引铺衍似古人，才学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即在此”（《与沈眉生论诗文书》），博学以养其才，深思以练其识。他还说：“济天下事，唯识与力。识为指南之车，力为行舟之舵”（《楼山堂遗文》卷三《答陈定生书》），“新作甚妙，理、体、识、法都备”（《楼山堂遗文》卷六《又与源常书》），“今天下之文耻言唐宋，实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尝不曰：吾读汉以前书而不能为北地者，病在趋舍乱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陈百史古文序》）。

　　四从风格上论，他认为“秦汉及唐宋大家文，其可传者，由本生华，去其繁芜而已”（《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强调“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与沈眉生论诗文书》），追求质朴、清洁的文风。

　　由此我认为吴应箕正是在对文学发展的思考中构建了自己尊经学古而厝之为用的实用体系，即以情、理、体（或法）为作品三要素，以“才”、“识”、“力”为作者之三要素，将创作主体之要素与作品之要素相结合，张之以“气”（《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学古而变通，古之死法成为今之“活法”，并从学古致用中引出自己的质朴、清洁的美学追求。就理论体系而言，后来的叶燮精心构筑的诗学理论体系与其有相似之处，方苞的“义法”说与其更有学理上的一致，所以我们说，他对文学史的思索所得出的文学思想，为复古通变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惠及后人，在文学思想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吴应箕：《楼山堂集》、《楼山堂遗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13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3]吴承学：《历史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史观初探》，《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

　　[4]郭英德：《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