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要复古

　　从明初开始，就重视复古，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将复古推向高潮。之后复古思潮虽退，但却依旧影响着以后的文坛，到了明末，复社又倡导“兴复古学”、“务为实用”，再一次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作为复社的领袖，吴应箕在“兴复古学”的大旗下，展开了自己的在继承中革新的思想。

　　他在《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中说：“故韩柳欧苏之文求之本朝，实无其匹也。世之无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独能作，知之者实少。小有才致者便趣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汉韩欧，然不过抄袭其字句而已，见道之文，则百未见一，代兴之责，未知何归？……仆诗尚未至，然自来不受人习气。世相率以历下、公安、竟陵为聚讼，仆则皆弃之而求于古。……如近日某某自谓其诗有性情，自予观之，直不成语而已。天下岂有未读一寸之书，胸无十古人名姓，但用几虚字作一二聪明语，便曰此见性灵之诗也，有是理哉？”针对晚明文坛的现状，吴应箕认为一要挽救古文的衰落，推动古文的复兴；二要通过学古来纠正学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挽救当时的模拟文风，使诗文回到“文以明道”和“诗以言志”的传统；三要通过学古以养其“厚”，纠正性灵派师心带来的俗浅，使诗歌创作回归雅道。

　　在《陈百史古文序》中，他说：“夫文章一道，盖难言哉！自当时言之则举曰时文耳，乃韩欧当其时皆薄时文为不足道，而抗言学古，何也？岂非声病比偶之习以取世资，则不得不从俗转移？从俗则不能独行其志。未几，时过而文亦弃，而不自惜。若碑序论记之文，所谓立言以传世者，故师法贵远，而持议无嫌于高，若是者，非古无取焉，于是别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楼山堂集》卷十六）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为何要学古：一是时文讲究声病比偶，束缚了创作，使作者“不能独行其志”，而古文为散体，与时文相比，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作者更能“穷极才学”，所以要学古。二是他认为从俗转移的时文时过则文亦弃而古文有着长久的生命力的原因是古文师法远、持议高，所以要立志传世就要学古，“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以行法”（《梅惠连稿序》），可见他学古是求与古人的精神相通，以求“千秋万代书可传”。

　　（二）复什么样的“古”

　　对于复什么样的“古”，七子派与唐宋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形成壁垒森严的两大流派，而吴应箕则打破了七子派尊宗汉唐与唐宋派崇尚唐宋的门户壁垒，既反对“为文不识黄初前”，也不以唐宋为卑。他的集中有不少诗文表达了这一看法：“本朝著作卑唐宋，颇怪文人习气殊。细简流传诸集在，不知曾否驾韩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偶作两绝句（其二）》）“弟亦尝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与沈眉生论诗文书》）“弟观昌黎之文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不为流俗所恐喜，真所谓起八代之衰者。……欧阳子所谓力正文体，敢于抹一世之才士者也。”（《楼山堂遗文》卷一《与艾千子书》）“八家文选，深畅鄙怀。”（《楼山堂集》卷十五《答陈定生书》）在复社诸子与艾南英的论争中，他摒弃了门户之见，写下了《与艾千子书》、《与张尔公书》、《与万茂先陈士业书》（《楼山堂遗文》卷一）进行了劝止，对复社诸子对王李的宗尚与艾南英对唐宋的宗尚进行公允的评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除了学习曹植、陶渊明、杜甫以外，他还学习欧阳修、苏轼，在《楼山堂集》中，仅“雪”诗，就有《大雪五日矣，旅中即事，偶忆欧阳公会客诗，用其原韵》、《欧阳诗体又次东坡韵》、《欧阳体又用东坡次子由韵》、《雪诗用东坡韵》（二首）、《雪诗再用前韵》（二首）、《雪中鲍曼殊胡胡之饮于邸舍，刘比部程广文及陶氏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用前韵》（二首）、《汝宁咏雪（用苏长公韵）》（二首）等（注：“前韵”均指“东坡韵”），注明用欧体、用苏韵，这对于自来不受人习气的吴应箕来说，对欧阳修、苏轼特别的喜爱，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对典范的选择已突破了“作诗断自元和后”的藩篱，这无疑是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