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26日，乐队按照制作公司、汤姆公司和旅行社三方的约定，先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演出。但是，美方乐队实际表演的是重金属歌曲，与样带内容严重不符，演出内容非常疯狂激烈，甚至出现抽烟、躺在地上唱、翻筋斗等行为。观众极为不满，纷纷中途退场，要求退票。文化部遂决定取消该乐队之后的演出。同年3月5日，乐队返美。之后，制作公司和汤姆公司向CIETAC申请仲裁，要求旅行社支付拖欠款项并赔偿损失。

　　CIETAC对本案作出裁决为：旅行社向美方支付所欠款项的70%(约9万美元)。但在执行程序中，旅行社却以对方演出违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理由，请求法院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审查，法院认为该裁决确实违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拟裁定不予执行，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199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中院和高院的意见作出了同意性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美方乐队违背合同约定与文化部审批的演出内容演出，反而演出了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重金属歌曲”，违背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很坏，被我文化部决定停演。由此可见，停演及演出收入减少的原因，是演出方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94)贸仲字第0015号裁决书无视上述基本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法院如果执行该裁决，就会损害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意你院对该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意见。”

　　本案中，无论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都认为因为美国乐队表演的内容不适合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进而就认定其违背了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善良风俗。这一理由着实有待商榷。首先，根据案情，美方乐队所表演的所谓“重金属歌曲”，并不包含色情、反动或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因此该表演并不与我国的国家政策、法律原则相抵触，也并没有严重违背我国的善良风俗。其次，当时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外国事物的理解认知还不多，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更是有限，重金属歌曲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很好的文化基础与认知。但当时在中国被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重金属歌曲，在英美等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长期的发展与受众。虽然笔者不支持“外国的我们就应该支持”的观点，但是仅因文化差异就判断其违反善良风俗太过牵强，也与《纽约公约》的精神不相符合。据此，笔者对最高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本裁定的意见持保留态度。

　　不过幸运的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各级法院对于“公共秩序保留”有了更清晰与更严谨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国内也再没有出现过因文化差异而认定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的案例出现。

　　(三)公共秩序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有鉴于谨慎地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国普遍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所审查的内容之一往往是其是否违反一国的根本政策。此时，该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属于公共秩序所考虑的内容，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外交政策往往涉及一国的根本利益。

　　由于我国尚无因违反外交政策而被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拒绝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案例，因此该部分内容将主要介绍美国的态度与实践状况。 　　受到英国法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法院长期对仲裁抱有不认同的态度。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仲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法院才改变其态度。

　　总体而言，美国法院在解释公共秩序时持一个比较狭义和谨慎的观点，将公共秩序主要限定在“基本的公平、道德观念”。美国法院认为，如果某一事件违反国内公共政策，并不代表其一定违反国外公共政策。随意引用该制度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仲裁裁定，不利于鼓励承认和执行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和统一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也不利于《纽约公约》的统一适用。

　　1974年的 Parsons & Whittemore Overseas Co.， INC. v. Societe Generale de L’Industrie du papier (RAKTA) 案，是美国法院依据《纽约公约》通过的第一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本案中的美国帕森斯公司为埃及建造一座纸板厂并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埃及，但由于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同美国断交，帕森斯公司随即提前将技术人员撤回，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单方终止履行合同。后该案被埃及公司提交给ICC，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埃及公司的裁决。埃及公司将本案裁决诉至美国法院以求得执行。在帕森斯公司的抗辩理由中，有一条理由是，帕森斯公司作为美国国民，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知放弃在埃及的工程项目，是一种国民义务。倘若美国法院执行一份由于当事人遵守本国政府政策而导致其败诉的裁决，是明显违反美国的公共政策的。但法院驳回了这一理由，认为“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保护一国政治利益的工具，将不当地扩大其原本狭小的抗辩理由范围，严重地损害公约原有的功能”。即使两国出现断交等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的事件，但本国企业服从本国的外交政策，也不能等同于企业可以以公共政策作为抗辩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