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命的“彷徨”：曹丕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追问与文学审美观

　　若论曹丕，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曹丕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37]他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并很好地实践了这一主张。曹丕对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工于五言诗，用六言、杂言也写了不少好诗，《燕歌行》就被称为“七言之祖”。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专题文论，“以气论文”盖由此始，同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涉及到文学的价值观问题。曹丕生命意识觉醒之后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和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反复追问和不懈追求，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审美观念。曹丕个体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其文艺与审美的自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38]

　　一、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得以不朽的文学价值观

　　与曹操比起来，曹丕虽然政治建树和英雄气概都远逊其父，明显无曹操幽燕老将般的沉雄和独有的霸主胸怀，但在生命觉醒和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上，曹丕比曹操来得更深邃，更富有哲理。曹丕通过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反复追问和不懈追求，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表现出与其父不同的生命意识，并形成了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曹丕在《善哉行》写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凡物皆有定所，人之忧却无穷，而这忧正源于人生的短暂无常。“‘忧来无方’，写忧剧深。”[39]诗中所云“人莫之知”之忧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询问和探求的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言山则有崖矣，木则有枝矣，凡物皆有定向，而独忧之无定，人所难知。”[40]曹丕面对的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一种生命之忧，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无物之阵”。曹丕这里所触及的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终极的感觉。“生命的终极价值何在?”这正是几千年来压在每一个哲人心头的沉重的一个问号。面对这样一个疑问，曹丕处在他那个时代里，心中充满的也只能是一个求索者的彷徨、困惑、迷惘、伤感。他的回答只能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忧”。诗中忧字共出现了三次，极言忧之深、之广。陈祚明云：“‘忧来无方’言忧始深。意中有一事可忧，便能举以示人，忧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忧，戚戚自知，究乃并己亦不自知其何故，耳触目接，无非感伤，是之谓‘无方’。非‘无方’二字不能写之。”[41]黄节云：“言高山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忧来仍无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42]都可谓是对曹丕生命之“忧”的知音之论。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曹丕的《丹霞蔽日行》：“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彩虹，流水落木，孤禽失群，月盈月缺，花开花谢，都是生命无常的一种隐喻，使人感到人生短暂、盛衰不常、荣枯难料，一切都在有无之中，无法抗拒，也无可避免，这是自古而然的事，脆弱渺小如我辈之人，能耐其何?唯有长吟咏叹而已。在生与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怎可抵挡无情的时间之流?尤其是最后诗人所发出“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的短短的几句人生感慨，融进了他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产生的悲哀以及对生命的辨证的思索，平添了几分哲理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现实的悲哀，历史的必然，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深深的怅惘与思考。只有具备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的人，才有可能对生命作出这样的思考。人应当向何处去?诗人是彷徨的、迷惘的、痛苦的。这种彷徨、迷惘和痛苦是面对宇宙、生命在积极探索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中形成的，与消极颓废的情调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生命终极之忧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曹丕试图寻找一种生命的物质载体。最后曹丕寻找到了“文章”这一承载生命的形式。曹丕正是以一个诗人的理性的思考对生命的无常感进行了感性的再现，并在这种感性的再现中生发了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在他看来，生命虽然短暂，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延续;人生虽然无常，可以靠文章以另一形式凝固，生之归宿就建构在文章的不朽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