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操现实中的这种孤独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排遣的本能也同时滋生，于是他拿起了笔，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但其孤独意识并未由此而被消解，反而更添慷慨情调。文学作品成为了诗人孤独情感的折射。文学也因此成为张扬生命孤独意识的独特形态。孤独在带给他忧患、焦虑的同时带给他自我价值感，并振奋和催促着他努力去追求，执着去实现其自我价值，使人的力量得到了确证。文学应当表现诗人心灵的孤独。只有诗人心灵的孤独所吟诵、呐喊出来的作品才会造成强烈的审美震撼。这是曹操给我们的启示。

　　二、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

　　曹操生活在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的年代，百姓在遭受战争的荼毒，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渴求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便成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些，在曹操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曹操虽然未明确提出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的理论主张，但其文学创作实践鲜明的体现出这一思想。

　　在直面现实时曹操对连年征战使老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和给老百姓带来的重重灾难发出同情的哀叹，并直接以死亡入诗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及抒发了他统一天下的抱负和志向，以大量的创作实践表现出文学应摄取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的主体意识、生命意识会随着个性解放意识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强化，而黑暗现实的威胁，个人生活的不幸，又会给予人们的这种忧生惧死的心理以数倍的放大。“生命大量地衰败死亡，惨不忍睹。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撞击出生命最耀眼火花的时刻，是生命意识最大限度展露的时刻，生命的苦难与毁灭的展现，反而为生命的至高无上性开辟出一条神奇的道路。”[32[P94]]身处大动乱大忧患的建安时期，目睹了战乱频仍，灾荒、瘟疫、饥谨不断，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极易丧失的社会现状，曹操的内心升腾着悲己悯人的情绪，自觉不自觉以死亡入诗。诗人对死亡的哀惧又蕴涵着对生命的普遍关切。曹操的《军谯令》自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动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尚未成功，壮志未酬，民已不堪其苦，故而感叹“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曹操《薤露行》也写到：“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本是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各辞，是一首挽歌，曹操借此哀叹国家丧乱，百姓遭殃，有悲悼之意，是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又《蒿里行》咏诸侯兴兵联讨董卓因力不齐、自相戟而事败之事，描绘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念断人肠。”用字如凿，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33]《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诗不仅仅是对史实的记录，更是在诗中流露出鲜明的爱憎感情、无限的沉痛，借诗歌对战乱制造者发出强烈谴责和控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人看到天下百姓惨遭乱世不由得痛断肝肠。这种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的惋惜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悲叹百姓死亡、生灵涂炭，是为万民死亡所作的空前绝后的大挽歌。曹操对践踏蹂躏生命者发出了痛彻心肺、悲壮淋漓的愤怒声讨和指斥控诉，为在残酷的战争中被肆意践踏蹂躏的脆弱生命发出了强烈的呐喊。正是因为有其父肇以死亡入诗为文之端，曹丕、曹植紧随其后，也有与之相似的表现死亡、关注生命的诗文。曹丕《令诗》云：“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典论自叙》云：“百姓死亡，暴莽如骨。”在《与吴质书》中说：“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与吴质书》又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植在《愍子赋》中写爱子中殇，千秋不见，人亡物在，怎不令人哀恸至极，“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其“永诀之情”怅惘凄恻。诗人们以死、或将死、或欲死观照凄惨的人生，悲悼生命的脆弱。诗中的现实是生活残酷，生存冷峻的多棱镜，诗人感叹不已却又对死亡现实无可奈何。社会的悲剧无形中使诗人自我的人生沾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这恰恰构成了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摄取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也正因为曹操等人的诗歌摄取了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其由此升华出来的文学应当关乎社会人生，关乎生民命运的文学思想，对后代诗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