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是对艺术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哲学精神的演绎，其内在精神中同样饱含着人生哲思和生命意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确而浓重的生命意识。源出于老庄哲学的“虚静”说反映出古代文学理论中所蕴含的人生哲思。“虚静”是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的心理状态。“虚静”以摈弃俗世尘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理状态，去领悟天地之道的本真，使人类生命的本体与天地精神相契为一，唤醒人类潜藏的生命本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穷而后工”说都揭示了苦闷和愁怨作为生命本体的深层体验能促发巨大的内在生命力，唤起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去探求生命的本质力量和终极价值，因而也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气”“神”“韵”“味”“趣”“境”“意境”等基本概念和范畴也都蕴含着一种生命精神在内。曹操诗歌中慷慨悲凉的“风骨”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孤独意识和文学审美观，曹丕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追问和探求，以及曹植因对生命的眷恋、政治上的失意而“发愤著书”所流露出的文学审美观，都表现出了一种以艺术作为短暂生命的补偿，高度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思想，而使得此后中国文学普遍渗透着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并成为至今不衰的传统。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通篇讲作品文气与作者气质之间关系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以“气象”来论文学时代风格，“文气”“气象”“气韵”“风气”“风骨”等用来描述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概念，是作家的气质、品格、性情等生命内蕴在作品中的外在展示，是人的生命力度在文学中的特定表现。这种由人及文的评价艺术作品的传统，十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与文的外在风格之间的本质联系，体现出一种生命意识，是与曹丕的“文气说”一脉相承的。魏晋六朝文论所主张的“得意忘象”(王弼)、“传神写照”(顾恺之)、“澄怀味象”(宗炳)和“气韵生动”(谢赫)等命题，唐五代书画美学所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孙过庭)和“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张彦远)等命题也都表现出一种生命精神。总之，中国文论要求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不仅表现个别的人与事，而要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窥见宇宙人生的奥秘;中国文论要求艺术的境界要小中见大，有限中见无限，个别中见一般，表现宇宙人生的气韵、生命，换句话说，体现宇宙之道或人的生命意识。这在“三曹”的文学审美观和作为这种审美观的具体表现的作品中已有着深深的积淀与渗透。

　　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曹氏父子的生命意识与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和形成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作出阐释和分析，并对三人审美观中所张扬的生命意识的异同作出比较。而尤需指出的是“三曹”创作实践所升华出来的文学审美观和文论不仅影响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学风貌，而且承前启后，使得正在走向觉醒的中国文艺美学也由此更突出了一个传统，即对生命意识的刻意张扬并于其中充盈着悲剧色彩，虽儒者亦难于不免。

　　第一节 生命的“呐喊”：曹操高亢悲歌中的孤独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曹操是建安诗风的开创者，由此而深远影响了一代诗人，奠定了建安文学风骨遒劲的基础。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曹操不沿袭诗歌旧途，直接向汉乐府学习，而又不受其古题古意的束缚，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所写皆目睹亲历、身体实感，正如陈祚明所论：“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29]在“建安七子”中，像文若春华、思若涌泉的王粲，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刘桢，章表檄文、繁富激昂的陈琳等，其诗歌创作都与曹操十分接近。

　　曹操对文学艺术是非常重视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艺术修养上。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云：“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而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植《武帝诔》亦云“躬著雅颂，被之瑟琴”。其次，曹操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还表现在其招揽、重用具有文学艺术才干者方面。曹操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对文学之士、多才多艺者分外厚爱，致使独步于汉南的王粲、鹰扬于河朔的陈琳、擅名于青土的徐干、振藻于海隅的刘桢、发迹于大魏的应瑒等四方文士等纷纷投奔他而来，形成了百川归海之势。在曹操的积极倡导与支持下，这些文人(包括曹丕、曹植在内)交往甚稔，常常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30]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操虽然没有参与其中的活动，但曹操实际就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和组织者。这个文学集团的出现，有利于当时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曹操宠爱曹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曹植富有文学才华。由于曹操如此重视文学艺术致使建安文学出现了勃兴的局面。作为统治者的曹操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直接推动着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和理论成果的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