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3][P208]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是文人内在生命情绪勃发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因而，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文人生命情绪勃发和空前浓重的时代，生命意识高度自觉与张扬的时代。文学是人的生存状态最为具体而真实的写照，因而魏晋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要“具体而真实”地表现生命或生存的本身，直接表现出生命的境界。生命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六朝美学演进最重要的文化基础。而首开魏晋文学生命主题风气的当属汉末魏初的建安文学。“五言腾踊”[14] “梗慨而多气”[15] “俊才云蒸”[16]的建安文学，涌现出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才华横溢、含珠吐玑的卓才异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王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7]，作为统治阶层的曹氏父子三人引领群雄，“纵辔以骋节”[18]七子“望路而争驱”欣逢“招才之嘉会”[19]呈现一片“彬彬之盛”[20]的局面。建安文学使人生的感喟成为时代的普遍题材、士人的共同歌唱。士人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焦虑，导致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苦苦思索和追问：“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21]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22]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23]而最先奏响建安文学的时代性主调的又当属曹氏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24] “四时舍我驱驰”，“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25]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26]曹氏父子把自己的生命意识溶入作品中，在建安时期以恢弘的慷慨之气和悲壮的英雄风色为后世留下了激荡千秋的慷慨悲壮之咏，“伤时悯乱”而不失豪迈之气，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饱经忧患而不坠青云之志，在感慨时世艰难之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之悲，凸显出一种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开启一代自觉之文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构成了“三曹”作品的深层的审美特征。“三曹”的作品因其凝结了深层的审美主体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照和体悟而成为千古绝唱。与此相应，他们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其生命形态的外化，是其舒释内心悲剧郁结的方式，是其追求生命不朽的重要寄托，摒弃了传统的文学单一的社会功能，倡导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并身体力行地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地关注生命及其价值，进行人的生命本体的理性探讨，从而形成了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

　　“三曹”的生命意识无疑受到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但是，与前人相比，他们对生命的关注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固然也渴望生惧怕死，然而他们对生命的忧患和感悟，对生与死的更为深刻的理性思考，对生命价值更为积极的执着追求却超越了他们的前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直接咏唱人生、人情、人性，开一派风气之先河。建安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鲜活和绚丽的文学黄金时代。生命意识发展到“三曹”的阶段已从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与重视感性生命上升到珍爱生命、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理性自觉，这使生命精神成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文化底蕴。继“三曹”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探求生命奥秘、关怀人生境况、抒写生命意识的作品不胜枚举。如阮籍《咏怀》其四中云：“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陆机的《叹逝赋》嗟叹“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陶渊明的《自祭文》也悲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更是千古绝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悠悠往古，姗姗来今，江月无限延续而生命短促不居，警醒人们对生命的珍爱与创造;杜甫《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乾坤百里眼，时序百年心”这样的时空感知浸透着多么强烈的生命意识;李商隐面对落日西坠不胜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7]“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28]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