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想以图表中的地图作为一个例证来表明我的观点。在各种图表中,框架结构的图表相对说来还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因为那种列表可以选择性地列出一些方面,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指标,就是说有一个提取列表因子的问题;而地图则不同,地图所列地虽然也可以有水文、高程、矿产分布等多个不同方面,但是至少地形地貌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它的准确性有客观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即使如此,在地图中也有人文心理的投射。在清朝乾隆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印制出来了,而大清的依据古代方法绘制的地图则显示出错讹较多,尤其是地图的面积方面,图中的大小比例与现实的地理状况相比就失真,这样在测算距离的时候也就难以精准。在这种对比下,应该说欧洲人根据新的地理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应该得到采纳才合乎道理,可是大清的亚洲地图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即一部分采纳了新的地图的图形,而对于日本的地图,则仍然基本沿用旧法,这样就使得日本的面积显得比较大,大体上有大清面积的十分之一。这样一种地图表达出了清朝的一种心理,即日本相对于周边的越南等地还是更强大,不宜等闲视之为“蕞尔小国”,地图上的国土面积成为国力状况的形象化的体现。应该体现客观性的图表,其实也可以附加并非客观性的认定。

　　至于在地图上地面的标注就更有主观意图。诸在如定西、安西一类就是征服的标志,绥远、怀化、迪化一类也有近似的色彩,只不过湖南怀化在今天已经是腹地,大体上是久远年代时的残留痕迹。这些类别的地名在各国有不同情况的显现。在外国地名翻译上,则情感化的痕迹是可以看到的。如福柯所说“: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选择的、受组织的,又是根据一些秩序再分配的,其作用是防止它的权力和它的危险,把握不可测的事件。”

　　诚哉斯言。假如连地名的译名这种本来应该是中性的称谓也都可以染上情感好恶色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在人文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做到完全中立的态度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由于有着某些自觉的乃至于不自觉的主观态度的参与,就可能使得研究视野中的问题思考的方向发生改变!

　　在爱克曼辑录的歌德关于《浮士德》的创作谈中说:“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

　　这里就是涉及到题材和主题之间的关系,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表达系统可以体现出不同的主题,而反之某一主题的表达,也可能采用不同的题材。作家创作对于题材的把握不只是写什么而更在于如何来写,从哪一个角度来写,这个道理同样也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的对于给定的文学的理解和思考,而且事实上研究中往往并不是给定一组材料,而是研究者自己选取他认为合适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不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注,而且还包含了倾向。其中关注的一面是自觉的,而倾向的一面有可能并不自觉,当倾向的一面渗透到关注领域的时候,往往以为这种关注是理所当然,其实它有可能包含了的更多的成分是倾向性的内容而非认知性的元素。

　　这种思维中受到干扰的情况也可以见于我们的生活中。譬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说,他们不喜欢巴解组织———那是叙利亚的立场———但是在埃及,巴勒斯坦人每六个月就得重新申请居留权;在突尼斯,巴勒斯坦人即使有美国护照也不许入境”。由于历史上的阿以冲突,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巴以冲突,巴解组织作为与以色列的冲突方,当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处于和以色列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作为与以色列斗争最前线的力量,按理应该获得其他阿拉伯政权的支持,可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宗教理念的对立有关,而在同属阿拉伯世界的各方,则即使排除具体的教派分歧,也有现实中的利害的计较。阿以对立中形成的同盟关系,并不能直接纾解它们之间各自的利益冲突。在数学中,有着诸如结合交换律、关系传递律等化复杂为简单的基本律则,如三加二等于二加三,前后关系可以互换;x 大于 y,y 大于 z,则 x 大于 z,关系传递到了下一步,数学上的这种推导之所以不能沿用到现实关系,就在于数学所列的只是单一性质的状况,而现实中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关系交错的,在一个问题呈现某一状况时,同时也可能包含了另外的在数学那种的理想状态下根本就不予考虑的相反因素,因此,就不能建立一种普适性的、通用的规则、定律一类的把握工具。就是说,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面对问题时往往采取导入公式的运算,简单的问题采用简单的公式,复杂问题则采用复杂的公式,有时这些公式涉及到很精深、艰涩的数学,并且运算过程还需要大型计算机参与;而在文学研究等人文领域,则研究中不是这种情况,它根本就无从建立一套数学模型来加以演算,只能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