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艾略特提出“,我们在称赞一个诗人时,往往只着眼于他的作品中与别人最不同的诸方面。……反之,如果我们不抱这种偏见来研究一个诗人,我们就往往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其最独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诗人,他的先辈们所强烈显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我指的不是易受影响的青年期,而是指完全成熟的时期”。艾略特所说的情况,其实就是现代以来的文学版权制度要求文学的原创性,虽然不能要求作品的所有方面都是作者自己独创,但是至少要有某一方面显示出不同于他人而且有价值的特点,于是文学批评就在独创性方面下了功夫,甚至是严重的拔高所谓的独创性。这种情形其实在古代并不多见,古代的文学批评比较倾向于发掘出新作对经典作品的传承。因此,在古代的批评和艾略特所说的现代批评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学科建构方面的差异。假如有同样的作品进入到这样的不同建构中,就会将其染上不同的色彩。文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些类似于显微镜的切片观察,切片事先经过染色处理。

　　应该说,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把文学研究带入到考察的视野中,有了这种问题意识才有思考文学的切入点和思考深度,缺乏问题意识则就会只是在文学的外围做出一些浅层次的扫描,或印象式的发表观感。

　　不过,也需要警惕行为所致的后果可能具有两面性。斯金纳说文学的研究中,“一个最大的危险在于时代误置(anachronism),我们发现某一位作者持有某种观点,而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就是后代从前代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而这种“看到”经常并不是直接体验到,而是由作品展开的联想才形成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作为一种文学联想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它的可贵在深层次上恰好就在于云和花并没有所谓的“想”的动作,这种修辞的拟人化使得人们在观看无生命的对象的时候,可以产生生命的联想,拓宽了看待对象的视野,也由此体验到了别一种情趣。而在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则就有另外的评价尺度,就是说,如果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具有的东西,就需要研究加以发现,如果是研究对象本身并不具备的方面,诸如上文云和花所谓的“想”,就不宜作为研讨的事情,除非是探讨创作与阅读中人对这种问题的关注。而在创作和阅读中有所谓的对象的“想”的情况下,这种拟人化的动作就已经是一个存在了,即一种心理的实际存在。

　　在文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解答是相关的,但是也可以说有时其实并不完全就是要求得到解答,提出问题其实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和方向,所谓解答不过是为思考提供一个具体支点,如果解答使得问题的思路就完全堵死了,那么这种解答的意义就值得怀疑,或者反过来是检验出了提问的方式、方法有一些瑕疵。最初的文学研究是要追问文学作品体现了作者何种意谓,由此引发出文学创作的有关研究,接着有文学读者应该从作品中读出什么,于是有了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接下来还可以有各种不同角度对于文学的思考,在此过程中最终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答案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而是寻求答案的过程是文学思考的一步步地展开,很大程度上这才是学术角度上的文学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