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批评中“理解”的确定者

　　谁是文学批评理解的确定者，换言之，谁来确定某种文学批评的理解是否正确，是需要讨论的。在文学和批评的历史上，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评价权威曾经有过不断的衍变。创作作品的作家自己，政治、宗教、行政、法律权威的部门、机构，或者政治领袖、思想权威，抑或销售数量的排行榜，都有可能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产生影响。这里我们做一些简略的分析。

　　1.创作一方。作家本人，有时常常充当具有最高级的评价者的权利化身。这实际上是大有疑问的。有些作家，将自己视为自己作品的天然的权威的解释者，甚至是唯一的，实在是极大的误解。任何一个作家都有权利对于自己的作品，做解释和评价。但是，文学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偏爱，会仿碍判断的客观性。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可以是通向作品的一个内部通道，却不能完全成为作品的外在评价的根本依凭。蓝棣之先生的研究表明：诗人艾青对于自己诗歌的一些判断，比如关于象征，并不符合他作品的实际。“总结艾青创作过程的经验，可以校正艾青的说法”[21]新版自序5这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样本。作家亲友，因为熟悉作家本人，很容易将那些所掌握的以往不为人所共知的生活材料，作为解释、评价作品的金钥匙。他们具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采访者，是作家亲友的延伸。他们有的可能会与作家见解不同，甚至可能颠覆作家原有的形象。他们的长处，是能够通过调查了解作家的生活材料，来认识作家或者作品。作品的意蕴，并非作家制谜与读者解谜。而要遵循文学的公则，来进行分析、发现。意蕴的内涵、制谜的揭晓，权利并非只掌握在创作者自己手里。文学不纯粹是隐语。在中国文学史上，战国时期有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隐书”，类似于后世之谜语[22]85。那毕竟是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特定类别，不能作为通例的。

　　2.评论一方。批评家，往往以评价作品为己任，因其掌握的理论优势和比较突出的艺术敏感、审美情趣，获得在社会上比较大的影响。批评家庞大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观点互有对立。凡是结论都由批评家来定，这可能与合理吗?读者人数以及销售数量，是评论的一种特殊体现。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品，应该被认为是好作品。可是，精神产品有其特殊性。在文学历史上，流传一时的，未必会流传百世。高雅的阳春白雪，往往曲高和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已经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认识到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深废浅售”的现象。“作品含意深的不被理解而遭抛弃，意思浅陋的反而容易得到欣赏”[23]304。因此，简单地以读者数量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是单一的，不全面的，不能深刻说明作品的内在涵义与特殊地位。

　　3.社会一方。评价者的不同身份，在社会中会发挥不同作用。在现实中，有许多读者比较关注表达者的社会身份，而缺少对于言论本身的主观判断和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也只限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我们在求知的道路上，会依靠专家的帮助，使我们获得一些参考意见。问题在于，专家的身份与专业的区分是有条件和区域的。一个人并非能够对于所有问题，特别是没有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对象，都能够获得正确的结论，更不可能具有唯一或至高无上的权威垄断。同时，专家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如何选择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有在观点与身份之间的比较与选择：角力还是较理。角力还是较理?是人类文明之问，是寻求真理之思。所谓“理”，是文明的选择与理性的判断。

　　所谓“力”，是道理之外的其它社会手段。在真知的探索、学术的讨论方面，并非是以人数多少、力量大小起决定作用。有位科学家曾经说过，在真理的问题上，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的发现者是少数。他们使我们服从于理性的光辉、杰出的创造。一般说来，人们习惯用历史或者时间来说明文学作品的评判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过于含混。如果解析一下，应当是，长时间段许许多多人在没有压制条件下自由表达意见的理性选择，经过充分讨论之后的理性认知。这样看来，每一方都有可能作为文学批评理解的确定者，又都有自身的局限。不能简单地由哪一方面确定。而在具体方面，则要看表达的意见是否合于作品实际，经得起驳诘和质疑。因此，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人，而是无数专门参与者的历史选择、文化积累、共识凝聚，才能在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上逐渐积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