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理解原则

　　在文学批评中，如何对待“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提出应当重视的几条基本的原则。

　　(一)追求理解的准确性

　　文学批评，首先应当追求理解的准确性。准确的理解，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在理解的准确性方面，鲁迅的论述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他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4]430。准确的理解，一是要完整，顾及全篇，而不是断章取义。二是要理解作家的整体，对于特定作家的所有作品(至少是有代表性的大多数)做出准确的具体的判断。而不能仅仅依靠选本。鲁迅曾经特意提醒“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选本的影响力量是不小的，选本是保留合于(选者)自己意见的一面，掩去了另外一面的。会使读者“被选者缩小了眼界”[25]135-137。三是要理解作家的不同侧面，特别是对于创作的作品数量众多且内涵丰富、意义复杂的作家，要注意到其复杂甚至矛盾的状态。鲁迅论及陶渊明，他在“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24]422。为我们提供了整体看待作家的一个范例。

　　(二)重视理解的创造性

　　学术活动在于追求新的认识，生产新的价值。没有新价值内涵的结论，即便是连篇累牍，也不能说明什么、证明什么、增益什么。近年有“学术垃圾”之说，即是指那些以“学术形态”(文章形式)表现的无新价值、无真意义的“论证”。其特点，一是浅薄，把人所共知的常识作为自己的创见;二是抄袭，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些不能为学术增加有益积累，不能对学科起到促进作用，不能启发人的思考的所谓“成果”，只能耗费人的精神、消耗物质材料。孙绍振在“品读经典”谈及对于《三国演义》的理解时，不为文学史上的权威胡适、鲁迅的定见所囿，表达了自己的复杂理解、深入思考，显示了独立的创造[26]。后来者的理解，未必一定会代替前人的创见。前人与后者的意见可以成为互补，丰富文学的理解与评价。

　　(三)尊重理解的差异性

　　人们对于一部(篇、首)作品的理解，必然具有差异性。我们应当尊重不同人在理解上的差异。孔范今在谈到文学史研究时指出：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中，任何有价值的个性化的努力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时空切割、不同的对象限定和不同的价值侧重上进行各不相同的文学史建构[27]237。同理，文学批评也应该尊重“任何有价值的个性化的努力”。有创造性的文学批评在实践中丰富了对于作品的认识，形成对于具体作品的立体的认识和理解，是批评的成功，是精神文化的建设，应当予以欢迎。理解可能具有共识，也有差异。差异是绝对的，共识是相对的。尊重差异，就是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存在，也是理解者之间的互相尊重。没有尊重，把有差异的不同意见者———论敌，作为死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异己，把作为文明活动的学术，变成了原始、野蛮的精神文化的屠场，杀来杀去，逆我者亡，实在是文化的悲哀。有一种看法：并不反对同一阵营内部的大方向一致的差异，只是反对具有敌对性质的差异。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历史上学术论争经验教训的深刻记取。20世纪40、50年代，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既有学术的内容，更有将他们作为具有敌对性质的政治坏人的粗暴、错误的打击[28]。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这种错误的思维，就依然会重复历史的悲剧，野蛮的现象就还会大量出现。在学术问题上，当然应该辨明是非。但是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轻易地判定为错误。对于正确与错误的判定，常常需要时间。时间已经证明，胡风和他的“集团”并不是敌人。对于冤案，已经获得法律上的政治上的纠正。而对于错误的思维———以歧异观点为错误、为敌人，则更需要纠正。错误的思维，自然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对于不同的理解，应当以理权衡。每一方都有不同意他人观点的权利，但也应尊重他人不同观点存在的权利。应当抛弃以“力”服人的野蛮习气，而以“理”服人。声音大、嗓门高，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并不能在学理上站住脚。依靠学术以外的压力，并不能使人信服。语言、文化、权利的任何暴力，都不能永远起作用。谁也无法阻挡人们探求真知的进程。学术史终究还是要面对真相，回到理性立场。不轻易否定他人的懂。更不能以自己的懂作为绝对标准，去衡量、剪裁他人的懂。理解，表现为多样的可能。谁的理解是最好的、最准确的、最高级的?不是一人一时就能够简单确定的。理解的侧面、层次是多而杂的。理解的差异是绝对的，理解的同一是相对的。他人的理解，只要合乎理性的艺术的和审美的文明的逻辑、规律，即便有某些缺陷，也是可以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