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相对科技落后，国力不足，缺乏对草地的经济投入以及草地恢复改造的途径与有效措施，草地退化的趋势不仅得不到制止，甚而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草地退化恶性循环。我国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基础十分脆弱，波动很大，经不起自然灾害的冲击，生产力低下。在我国天然草地中，退化草地达到70%，其中严重退化的达40%，因此以占有国土面积41%草地却只能提供不到20%的国民所需的肉食。而在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草地提供的肉食却可达到70%以上。欧共体国家草地生产的乳制品与肉类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过剩而不得不限制生产。欧共体国家每公顷草地可生产300~350个畜产品单位，荷兰则高达1200个畜产品单位;美、加与原苏联为45~75个畜产品单位;澳、新等以天然草地为主的国家为20个畜产品单位。

　　而生产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每公顷草地仅有几个，甚至不足1个畜产品单位。我国每公顷草地畜产品单位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0~1/50。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压力小，对草地的放牧压力也小，因而草地退化程度轻微，易于恢复，或者不退化;另一方面则在于对草地的投入与科学技术的作用。现代草地生产的科学技术范围很广，包括运用现代农业技术栽培牧草与饲料、改良品种、培育人工和半人工草地、改良天然草地与饲料深加工等。在草地畜牧业方面则包括合理的配置家畜、调整畜牧与畜群结构、合理的放牧制度与饲料配制等。从草地本身来说，如何建立与合理配置人工草地、半人工草地与天然草地系统及其科学管理是最重要和根本的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工草地所占比例很大，欧共体国家可达80%以上或更多，美、加和原苏联人工草地占10%左右，以天然草地为主的澳大利亚人工草地也占5%;而我国人工草地的面积占全部农牧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尚不足1%。牧草、饲料与家畜品种的改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总之，草地决不仅仅是地球的放牧场，她对于生物的进化、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道德情操的陶冶与培育，乃至国家民族的兴衰、地球环境的保育、人类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草地是地球母亲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只要善待她，她一定会给我们以大得多的慈爱和赏赐;反之，我们将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

　　二、草地在植被系统中的地位

　　可以在一个理想的水平大陆上的植被分布图式上，表示出纬度(太阳入射角)与海陆分布所决定的气候—水热关系对地球表面植被的宏观地理分布及其类型的决定性作用。还可以在一个含有25个生物群区分室的圆形系统中，基本上概括全球气候顶极(地带性)的植被类型。它们各得其所地在圆形系统中形成了明显有规律的连续生态梯度和空间演替系列，具有合理的地带过渡性。该系统较自然和确切地模拟和解释了陆相地球植被的生态地理图式和气候—植被关系结构模式。在该气候—植被分类系统中，草原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构成了稀树草原—温带草原—亚高寒草原—高寒草原及其生态过渡型的完整草原生物群区型系列，以及从山地草甸到冻原生物群区型的完整系列，这是该系统的一大特色。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温带草原在该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功能。在地球陆地的纬向冷热梯度轴与经向干湿梯度轴平衡交汇中点的温带草原，自然而然地占据着气候—植被分类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在地球的几个大陆上几乎都有温带草原地带的普遍存在，尤以欧亚与北美大陆最为显著。温带草原在这些地区作为中介的森林与旱生荒漠植被之间，以及高纬度寒温带植被与低纬度亚热带热带植被之间的中介植被，标志着地球陆地上水热相对平衡的生态地位。如前所述，相对于起源古老的森林与荒漠而言，温带草原的形成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与植被演化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意味着地球陆地植被与生物群区发展到一个与气候相对平衡的新阶段和地球上新的自然植被地带格局的形成。草原可能对这一时期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有所促进，而在后来的原始人类社会转向早期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关键过程中，温带草原及与它协同进化的草原大型有蹄类食草动物却无可置疑地具有重大作用。森林生物群区在该圆形系统中占据着第一、二象限的生态位置。其北(上)端向冻原过渡，在山地则向亚高山、高山草甸或山地冻原过渡。在森林带的内弧则为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温带)或稀树草原(亚热带)。荒漠生物群区在系统的第三象限占据着与森林完全相对称的生态位置。其内弧为稀树干草原与温带半荒漠—草原化荒漠与荒漠草原构成的荒漠—草原过渡带。高寒生物群区是在群落演化方面最年青的，据有圆形系统上部，即第四象限与第一象限相连接处的弧形段，自左至右为高寒荒漠—高寒草原—高寒草甸或冻原。其内弧段为亚高寒带的过渡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