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

　　1、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律意识。由于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宪法意识在整个法律意识中自然居于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公民法律意识的尺度。然而在我国许多公民的心目中，宪法的作用却被认为低于其他部门法律的作用，公民对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基本法的了解远低于对施加人身强制法律的了解。

　　2、民法、经济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由于我国民事法律关系过去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刑法作用相对突出，“重刑轻民”的历史传统是我国公民现行法律意识的倾向，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调整和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用用没有充分认识。③

　　3、诉讼法意识弱于实体意识。诉讼法和实体法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但由于我国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对诉讼有着陈腐偏见，遇到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往往寄予希望于“法”外调解，不愿在法庭上诉诸法律，即使参与了诉讼，关心的往往是审判结果，忽视审判过程的法律意义。

　　(四)法律意识层次有待提高

　　我国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法律现实的认识往往是通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得到的，因而难免带有片面性，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此外，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法律事务均由非法律专业的人操作，一些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往往偏离甚至背离法律，加上公民文盲、半文盲的存在，则必然使我国公民中的绝大数人的法律意识处于片面的不系统的法律心里层次，处于法律意识发展的初始状态，因而难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

　　三、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们从传统的厌诉、畏法等消极观念中走出来，养成一种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法律意识，从而树立起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信仰呢?

　　首先，在于法律认知的过程。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法制建议方面是比较进步的。但是，一方面，近2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立法时代”，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出台了一批批与国际接轨、立法技术高超的法律;而另一方面，一般法律主体，尤其一般公民受到传统观念和意识的影响，对于法律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趋势等往往了解不足，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法律意识极差、小生产势力很强、平均文化水平偏低的国家，大众对立法者所掌握的时代文化态势往往了解得更少。因而对于立法者和大众法律意识上的差异应当设法去消解，否则，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立法只能因主体没有时代文化观念的保障而流于形式。因此，为使公众的法律认知最终达到法律认同的效果，我们应从两个方面来缩小立法者法律认识与大众法律认识的差距。

　　一是，立法者法律意识及立法行为规则大众化，例如进行社会习惯调查，将一事实上的习惯吸纳为法律。已有的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为典当制度。典为中国所特有，在学者梁治平看来，它是习惯法上最复杂难解和最有趣的制度之一。④这种一方面接近于卖，一方面仍然保留有某种担保性质的民意习惯，既无从进行法律移植，亦无法从别国借鉴，但最终仍是将这一民间重要习惯吸纳入法律之中。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仿效20世纪初期的做法，进行较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将乡土规则与国家的强制性法律相结合，其目的则不言而喻，在于给公众对于其行为后果的稳定心理预期，从而促进其对于法律的认同。同时还要注重主体利益，强调民法精神等。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众自身对于法律内容认识的深化，主要通过普及法律教育、法律咨询、法律自学等途径。在此，法律教育非常关键。它要求将时代法律意识全面的、准确的传达给每个法律主体，从而减少甚至消除和时代法律意识相悖的传统习惯、道德意识。十多年来我国已开展的向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目前的普法律教育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今后在法律教育上，应发掘多方渠道，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普法与丰富多彩的法律生活相结合，同时加强对普法的科学化管理，使之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