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提倡“身体对话”的具身性武术教学方法。

　　在现代武术教学活动中，武术理论教育者通常采用 “传授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16],而武术技术教育者喜欢采用“准备活动-武技教学-自由学习”的三段式单技能教学展开武术教育教学活动、形塑拼搏灵魂。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武术教育者的照本宣科及受教育者的依葫芦画瓢，一方面不自觉地高扬武术伦理法则和武术运动技术，另一方面则忽视了习武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其突出的结果是“教学模式单一，主要是模仿动作，学生感到枯燥、难学、易忘”,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师生交互关系的异化发展。“传授式、灌输式”的武术教育观下的师生关系正如马丁·布伯所主张的“我-他”关系：“我-他”关系中的“我”对“他”是一种约束、规范和管制，“他”是“我”进行知识传授和灌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此也不自觉地变成了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奴式关系。在 “灌输式、传授式”的武术教育活动中，当武术教育者对习武者进行模块式的整齐统一的训练时，武术教育者过多强调对受教育者的“外塑”,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习武者在武术技能习得过程中的经验、体会与情感共鸣，限定习武者的身体与运动时空，扼杀了习武者鲜明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制约其对灵动生命的体验与感悟。

　　针对中国武术教育长期以来“寄生于西方体育”状态下而产生的“机械化教学、拿来主义教学”等众多问题，王岗教授也寄希望重构中国武术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为了逃离武术教学活动“板结化”发展的桎梏，找寻武术教学活动在“鲜活性中、涌动中”传播的可能性，则需要一种知识优于身体、超越师生主客二元对立的立体思维模式，在师生间轻松地形成一种平等、互动的对话关系，唯其如此，才能使得现代武术教学活动保持其“搏动性、鲜活性”.在此视野下，在现代武术教育教学场域中，武术教育者和习武者同为身体的存在、互为主体，在现代武术教育教学过程中相互理解与交流。

　　在武术教学活动中，武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力与人格基础上，通过和受教育者的拆招、喂招等有效“身体对话”,运用“鲜活性”身体语言与受教育者形成愉快、健康的课堂气氛，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武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教与学的过程也由“填鸭式”

　　教育变成了身体的交流与对话，静态的运动技能知识通过师生间的互相激发、身体间的对话与演绎而得到“搏动性、鲜活性”传承，以“顽强拼搏、快乐学习”等“身体对话”练习形式培养习武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大提升了习武者的武术技能和社会适应力。

　　3.4 凸显“身体语言”的具身性武术教学话语。

　　在武术教育教学双边活动过程中，意识语言作为一种规范性、制度性和公共性的“先在”,形成了对受教育者个体的包围和制约，在武术教育活动中习武者的生命激情、创造灵感和自我表现等也因此隐匿在“意识语言”之下，这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武术教育理念难以突破其弊端的内在发展逻辑。具身认知理论指出：语言在教学中并非人类思想的外壳，语言应该与身体紧密结合。身体的不同器官在“身体图式”中是一种相互性和协调性的关系，人的身体主体是“与世界共在”的，其在不断生成的认知过程中持续构造“身体场”,直接参与到历史意义的构建过程中。

　　因此，在现代武术教育教学理念中首先必须凸显“身体语言”的灵活运用[17],如武术家万籁声强调：“练习武术，即是练手眼身法步，肩肘腕胯膝之功夫也”,武术练习还必须对身体进行上、中、下三盘的空间分类，这些部位功夫主要有赖于腿功、腰功、桩功与臂功的分类锻炼。同时，由于武术器械的广泛运用，在武术教学活动中还形成了具有器械特征的新的身体语言，如“枪似游龙、剑如凤舞、棍打一片、刀如猛虎”[18].其次，武术教育者要善于利用身体语言进行教学，身体语言作为师生间运动知识相互传递的特殊通讯手段，包括人的表情、动作、体态、姿态等。在武术教学活动中，武术教育者的一个勇猛快捷的出拳技术、飘忽轻灵的腾空侧翻，都会使武术受教育者悠然神往，武术教育者也因此通过身体语言和肢体动作赋予受教育者鲜活的武术知识，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发展，让受教育者通过师生间身体语言的碰撞在快乐学习中创造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