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调整的探讨

　　1.充分利用学术界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适当强化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的介绍。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以消解传统形而上学倾向为己任，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如果说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理性主义，是为了消解宗教意义上的神祇、政治意义上的帝王将相，以彰显人类的理性，并以此为基础来确证人的尊严与价值，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价值。那么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是要消解“理性主义”本身神圣的光环，即消解文化意义上的圣人圣言。在他们看来，“理性”本身已经异化为新的神祇，在理性的绝对性、普遍性、统一性的统治下，人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丰富性与无限性的可能，甚至威胁人类存续本身。不论是人本主义将这种理性称作冷酷的、无人性的理性;还是生态主义声讨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进而对自然进行无休止掠夺，导致生态危机等等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不能否认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类现实生存危机的思考。但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在消解一切神圣形象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于神圣与崇高本身的追求。他们对崇高的否认也必然导致价值判断上的相对主义，甚至理想信念上的虚无主义。这既体现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上，也体现在相对主义思想所带来的意义缺失、崇高失落所导致的整体迷茫之中。

　　2.理清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逻辑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对他们的超越。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将消解“理性主义”对人的异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理论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理论起点之一。但与它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一种抽象的“理性”反对另一种抽象的“理性”，不是以具体性对抗普遍性、以独特性对抗统一性、以相对性对抗绝对性，而是将它们统一于人类不断发生发展的实践活动中，以实践辩证法来展现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世界、人与人类社会之间丰富的矛盾性，即“用‘现实的理性’(实践)去批判‘抽象的理性’(绝对精神)，从而达到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这样，马克思主义至少完成了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三个超越。

　　(1)近代西方社会思潮仍然用矫枉过正的态度来面对理性主义的神圣化与绝对化，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走进了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误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实践辩证法将两者加以统合，在批判它的同时，也看到这种绝对化与神圣化表征着人类对于终极价值孜孜不倦的追问，这不仅仅是人类理性的狂妄自大，也不仅仅是普遍对具体、集体对个体的吞噬;也同时是人类不断突破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以期实现整体人类的“类生命”的永恒性所做的努力，也是人类追求生存的意义、人生之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既看到“理性神圣化”对人本身的宰制，也看到了其蕴含的价值追求。

　　(2)马克思主义在消解了“抽象理性”的神圣性后，确立了“现实理性”——实践的重要意义。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生成性的过程，所以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理性及其确立的规则与规范也应具有上述特点。正如马克思将表征人类思想反思的哲学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不是永恒的真理一样，人类在不断追求神圣与崇高的过程中，不断在确立时代性、历史性的真理，又不断对这一真理本身进行反思，达到人的进一步解放。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解“绝对”的过程中，不断确立“相对的绝对”，这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而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在抽象的反对绝对化时，脱离社会实践的生成性，必然导致在相对多重的价值选择中徘徊而无所适从。而这相对的绝对正是时代性的理想信念的价值所在。

　　(3)承认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就必然要求我们不断地推进社会实践、发展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对反映时代精华的理想信念具有坚定的信仰，还要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让我们的理想信念不断丰富与完善。这也正是我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