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张东荪否定逻辑的普遍性并给出相应的解释，实际上构成了“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这一口号的另外一个诠释。

　　资料 4: “逻辑乃是应乎文化的需要而起的。文化上需要若有不同，则逻辑的样子便亦跟着有变化了。所以我说逻辑是交织在全文化中，随着文化而变化，并不是逻辑为普泛的规则以作任何人类思想的唯一依据。”

　　根据资料 4，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第一，张东荪提出了逻辑发生论的思想，也就是逻辑为何会出现? 答案是“应乎文化的需要”，换言之，没有文化的需要就不会产生逻辑，文化和逻辑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张东荪指出了不同文化需要的差异，对逻辑的特点、构成、类型，也就是“逻辑的样子”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这两个问题合到一起，就解决了有关逻辑的两个哲学层面的问题: 逻辑从哪里来? 逻辑为何有差异?张东荪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了逻辑与文化的问题，提出了“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这一鲜明的学术主张，而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芽、开花乃至结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之后。

二、文化范式的明确提出

　　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崔清田教授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个和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极力倡导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文化范式，他也因之而引起逻辑界的关注。

　　( 一) 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 中国古代逻辑百年研究的回顾在《墨家辩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崔清田教授在回顾既往国内中国逻辑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一工作，成为他日后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原本没有“逻辑”、“中国逻辑”的术语，现代汉语中的“逻辑”一词，是英文“Logic”的汉语音译。“中国逻辑”的提出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这一学术现象的根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兴盛的带动，以及 1840 年后西方文化( 包括西方逻辑) 大规模进入中国。

　　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文本范围涉及先秦时期的名辩史料，主要是名家和墨家的相关文献。“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前期，一些治墨的先贤正是从‘西学’中获得了研究辩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诠释辩学义理的根据与方法。”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于说明“旧学”与“西学”的符合，前者不逊色后者。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或者简言之“据西释中”。在具体研究路径上，这一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以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为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此种研究的实质是西方传统逻辑的中国解释。崔清田教授对“据西释中”的研究模式进行了评判。“据西释中”模式下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在今天看来既有优点又有不足之处。优点:

　　1. 使墨家辩学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转换了指导研究的观念，极大地开阔和启发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与思路。这样，墨家辩学的研究开始“走向全新的发展道路”。

　　2. 推动了墨家辩学研究，在校释《墨辩》文本的同时，更加注意辩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和整理。这一时期，一批专门研究和系统论述墨家辩学思想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论著不仅带动了中国学术界不断加深对墨家辩学的研究，而且开启并引导了中国名辩学、中国逻辑思想史以及比较逻辑思想的研究”。

　　3. 梁启超等人应用“据西释中”的方法阐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介绍西方逻辑的过程，这样，此类工作在客观上就在中国知识界起到了传播西方传统逻辑的效果。不足之处:

　　1. 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和内容不同的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的认识，使得二者的比较失去了必要的前提。

　　2. 注重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在具体原理和概念上的比照对应，而忽略了对墨家辩学自身内容及其所由产生并受其制约的历史条件的分析。这样，对墨家辩学的相关解释就缺乏充足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