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冲突、融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学科自身的日益分化，人类的知识门类不断被细化，往昔的“学术巨匠”出现严重匮乏，知识谱系日渐纷繁。祈求像过去那样大思想家既出，则弥伦群言、定于一尊，结果反而会造成一种落伍的“学术霸权”，从根本上架空哲学批评。

　　哲学批评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境界追求——哲学家之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独特的价值追求和价值体验。哲学批评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群体，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确立自己的规范。如此，在面对各种学术压力和不断被制造的“学术拜物教”情形下，哲学的批评群体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抱持坚定立场，廓清学术迷雾，弄清楚自身研究的边界和功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从而发挥其现实的、真实的作用。

　　我们自己的哲学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观点、见解不可谓不多样，但是，如果着眼于我们的研究对于整个人文知识增量的实质性推进来说，有分量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则少之又少。可见，中国的哲学研究存在的不是眼界、态度、识见有无的问题，根本的是学术水准和学术质量的提升问题。

　　对“哲学评论学”的理论吁求，既非空穴来风，亦非生造名词。古今中外，被思想家称之为“哲学”的那个东西，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向”(仅以20世纪西方哲学为例，就有“现象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实践论转向”以及“后现代转向”等)、“危机”、“贫困”，甚或“终结”，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没有从文化思想史上消失，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自从哲学从“科学之科学”的王位上退下来以后，在与不可一世的“神学”、“宗教”以及自称可以取代、超越哲学的具体“科学”等的激烈、残酷的较量过程中，始终采取以退为攻的策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位，在复杂、多变的思想史的风云际会中，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新尺度以及新的坐标原点，由此，才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含容力和渐进发展的内驱力。

　　哲学观念发育、成长的历史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思想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只是其一;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勇士去坚守阵地，需要他们从“大文化”的高度，从哲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角度，对哲学观念的是是非非“说长道短”、比出高下。由此可见，哲学评论并不是外在于哲学发展的，而是完全深入到思想史的血脉之中的。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哲学界长期无人专门涉足哲学评论这一领域(或者说：本来就没有这一领域，何来涉足之说)，没有形成自己的评论理论研究和评论风气，更遑论评论体系与学科的建制问题。对于哲学评论，中国哲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哲学研究本来就是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交流，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体现、渗透或包含着“思想评论”的成分与因子。如此，专门的哲学评论当然就是“多余”，或者根本没有必要的了。

　　此说其实大谬不然。但它至少促使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哲学思想需要评论吗?哲学是应该和可以进行评论的吗?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哲学评论?一句话，哲学评论何以可能?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工作者的视野，没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真正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之不景气现状，是圈内学者所共同认可的事实。许多哲学从业者越来越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潜心做哲学，而是在从事一种为生存、生计所必需的职业而已。哲学的各领域、各专业、各种“学派”之间，疏于交流，缺乏学术思想的激励、碰撞，因此新思想、新观点也乏善可陈。这种现象，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影响、阻碍着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为什么中国哲学研究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未来中国哲学究竟会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在“元哲学”观念和态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评论学去关注。

　　哲学评论当然首先是哲学自己的事情。从道理上讲，哲学评论工作者必须是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熟悉这一领域的历史传统、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就学术身份而言，他们本身就应该是思想家、评论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专业学术群体，其哲学评论能力、资质的获得，其评论水准的提升，等等，都必须建立在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有素的睿智学术识见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哲学工作者的学术自觉、实质性的参与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