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文艺学评论(其实还有史学评论、教育学评论以及经济学评论等)的相对成熟、规范化的情形相比，令人不解和吊诡的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中国哲学研究”包括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以下用语意思相同)领域内却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哲学评论传统的缺失，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的哲学评论群体和主体队伍的严重缺场。翻开国内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品位、办得比较好的几家以“评论”命名的出版物，如《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老子研究与中国哲学评论》(山东大学哲学系主编)、《复旦哲学评论》(复旦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编)，试图找几篇“哲学评论”方面的专业性学术论文，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里面刊登的全是清一色的专业学术研究论文。

　　或许有些学者会不以为然：研究本身不就是评论吗?这种观点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因为当研究者关于研究本身的指向不明确，或者对研究的立场本身都觉得可有可无而付之阙如、不置可否，以至于有些学者自视清高，标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贡布里希就提出过学术研究自我造成难以摆脱的“名利场逻辑”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身处学术被工具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里，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探究，无法保持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品格，它必然受到进入争论之中的学者自身学术场域内部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某种程度的利益诉求的制约(尽管这种利益诉求对介入者本身而言，可能呈现为一种具有同谋性质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诉求常常被隐藏在寻求学术话语的合法性的外衣之中。

　　中国哲学界的学人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没有“评论”的日子。一个常见的情况是，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当大量的哲学论著、论文与新哲学观念、主张提出的同时，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听不到相关的.哲学评论话语或者不同评论意见、观点之间的争论。长此以往，哲学研究变成了“私密性”色彩异常强烈的“自说自话”，哲学家们各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偶尔，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所谓的对某一新著的书评和不同观点之间的商榷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评论，但离真正的哲学评论所要求的、学者们所期望的学术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就前者而论，不能说是全部，但其中的大部分，出于各种目的，要么是“人情文章”，要么是“官样文章”，既缺乏评论类文章应有的深度，也说不上客观、公正的评析与合理性评价尺度的运用等等，如此，走形式就成为必然。就后者而论，问题就更多。好不容易碰到一些难得一见的商榷性文章，静下心来刚刚读出些眉目、发现了一些问题，偶然也想加入讨论时，争论却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了。停止的原因，要么是碰上了学术“高压线”;要么是某权威人物出场说话，发表定论;再要么就是争论双方由于缺少共同的学术背景和话语平台，争论到后来，南辕北辙，越来越争论不下去;更有甚者，是争论完全远离了主题，变成了恶意的人身攻击。事过境迁，待大家都清醒、冷静下来，回到原本争论的问题一看，问题依然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二、哲学批评是全部学术批评的灵魂和引领者

　　作为文化之特殊形态的哲学所追求和力图展示的，是人类所有创造性思维得以可能和实现的最高形态原发性逻辑。这种逻辑一旦摆脱混沌而开始，就没有完结的时候。这是人类思维为了走出“起点和终点相合”的怪圈，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过程。

　　在当今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当着以繁荣学术的名义引进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和语式，导致多样化甚至异质性学术话语普遍流行，产生了所谓“影响社会”，甚至渗进民众日常生活，而大众传媒也充斥着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普通人的时候，曾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学批评自身，却缺乏应有的立场，出现了失声以至有意无意(多数情况是由于考虑受众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无奈)隐匿和推卸应有的责任担当和道义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