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问题与语境的统一。从“问题”与“语境”来看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贡献的评价可能会更加客观、经得起推敲。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条件下，面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综合社会失序、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把握近代资本社会变迁规律为内容的新世界、新哲学，在近代资本社会条件下具体实现了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体地遭遇、解答人类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重大问题。不断自觉地面对新问题、新语境，不断自觉地对新问题做出新探索、新回答，同时包容、借鉴、学习或批判对新问题的其他方式解答，是所有形态的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不成为固化意识形态和僵化教条的一个重要条件。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本质上正是强调从“问题”与“语境”出发的哲学形态，其本质是一种自觉的“问题哲学”、“语境哲学”，而不是王金福教授所理解的从原则出发的抽象哲学，对哲学原理的抽象运用。当然，也确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套用既有的哲学原理与概念进行所谓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但这并不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主流。退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借用、套用式的研究，对生活、对哲学，也不是没有意义。在一个哲学曰益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体素养的背景下，应该以一种更为宽容、民主，而非垄断、排他的方式理解、包容人们对哲学的诸多所谓非专业的理解与运用。

　　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主流看，不管是“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还是“生态哲学”，以及正在兴起的“城市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从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出发，对这种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的“世界观”、问题与事实图景，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合理、可持续的方式与路径。哲学本身的问题性、语境性，“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决定了“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知识合法性。

　　以“城市哲学”为例，虽然自人类文明早期就存在城市及城市问题，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城市”才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的显问题，“城市哲学”才得以问题式和语境式地产生。城市社会是否如列斐伏尔等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可以商榷。但城市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问题的重大性、全局性、复杂性，已日益被不同层面的人们所感性地体验，也日益被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所发现与确认。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具有深刻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后果，亟需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揭示。“城市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城市哲学”是从问题出发进行深入城市研究的自然趋势、内在要求。“城市哲学”的非原则性、非抽象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_，是城市问题的复杂化要求人们对城市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家或哲学概念推动人们建构“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的问题式产生从起源论意义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二，目前，“城市哲学”还处于建构过程，还未形成把握城市性、城市问题的体系概念，也少有研究者从既有的哲学范畴与原则出发研究“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目前的非成熟状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三，西方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城市哲学”研究，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与美国比较早地遭遇了城市问题，而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才逐渐兴起“城市哲学”研究，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遭遇城市问题。“城市哲学”兴起的语境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

　　哲学从未抽象存在过，始终是对问题的解答;哲学从未固化过，始终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孤立、唯一线索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史，其实并不存在；离开了时代问题与时代语境，所谓的哲学研究最多只对一些个人有意义，而没有社会意义。哲学是一个问题性的存在，一种语境性的知识，并不存在普适、唯一正确的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与学科合法性深寄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