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一下人们熟知的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当代哲学，有哪一种形态的哲学是单独、非跨界发展的。人们所了解的古希腊的所有哲学家，都不仅仅具有哲学家的身份或名分，而且是同时性地进行多学科意义上的跨界研究，对那个时代所面对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科学家。在反思的意义上，哲学研究的非独立性，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与哲学繁荣的一个机制性保障。到了近代，与科学发展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的专业化相契合，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开始分化，具有不同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学科开始不断兴起。但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而是在同其他学科的深层交往中进入了一个多样繁荣的新时期。主要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主要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洛克、卢梭、霍布斯，或同时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背景的休谟、康德、黑格尔，都在思考人类所面对重大自然、政治、社会、经济等时代重大问题的同时，以跨界研究的方式深刻推进了哲学自身的发展。而晚近以来的哲学家，看似日益专业化的哲学研究、哲学家，其实仍是以跨界的方式而存在。不管是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或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有真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其深层发展机制都是直面新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跨界研究。

　　跨界研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哲学研究的知识机制。同其他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专业、独立的哲学研究。正是在对重大、根本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关注、反思中，在对部门性问题、应用性问题的思考中，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形成其所谓的哲学思想、世界观理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更主要的不被人们称为哲学家，或者不仅仅被人们称为哲学家，而是更多的或主要的被人们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其理论也往往被人们称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进行“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有的哲学家都是“部门哲学家”、“应用哲学家”。哲学从来就没有真正以独立学科、独立知识的方式存在过。不管是从起源还是从变迁看，哲学本身就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哲学的更本真含义。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跨界意义上确认哲学的特殊性。既然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具有跨界性的`，那么，哲学进行跨界研究的特点何在，在跨界中哲学是否还存在。比较一下哲学的跨界性与其他学科的跨界性，可以发现，哲学的跨界性主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哲学以一种更具批判性、“脱域”性的方式进行跨界研究。哲学从来不满足于对已有知识的总结，而是努力发现已有知识之后（之外、之上、之内、之下）的新知识。哲学总是努力追求另一种可能，追求已知世界之后、在已有跨界之后的另一种可能、另外的可能性世界。其二，哲学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追求可能性知识。如果说，其他学科往往会满足于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假设、理论体系，那么，真正的哲学研究从来都是自觉批判、怀疑已有知识假设、知识体系、知识谱系、知识历史的合理性，甚至不断怀疑哲学自身已有的出发点、知识体系等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从来没有以完成的形式存在。哲学从来以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存在，以不断自觉追求新的可能性知识与新的可能性世界的方式存在。哲学与哲学史始终是一种自觉的未完成状态。

　　哲学研究就是“部门研究”与“应用研究”，跨界性、可能性是作为“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而存在的哲学的重要特点。“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的当代兴起，不仅不是哲学的倒退，反而是哲学的发展，是哲学自觉进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