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在知识生产机制这个层面上的合法性，正表现在跨界与可能两个方面。其_，“城市哲学”是自觉的跨界性研究，一种从问题出发，直面城市重大问题的跨界性研究。在形式的意义上，“城市哲学”是哲学与城市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的综合跨界，而不是简单的哲学再细化。城市存在与城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都不足于独立地解答城市及其问题本质。以跨界、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一个内在趋势，也是当代知识生产方式转换的一个重要方式。“城市哲学”正是这种跨界趋势的一种必然产物、自觉化，而不是把所谓的哲学原则运用于城市研究，其二，“城市哲学”是一种自觉可能性研究，一种不断探索新的城市可能、新的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其实，城市研究已经存在诸多跨界化趋势，比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人类学等，本身就是一种跨界研究的产物。而“城市哲学”不同于这些已有跨界研究的特点，不是要成为诸多城市科学的最高科学，而是追求这些已有跨界研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面对仍处于过程中的城市化、城市问题，尤其需要一种开放性、可能性的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存在方式，正是不断在已有的城市跨界之外，发现、确认另一种城市知识，并深层反思已有的城市发展与实践方式，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目标。

　　这个世界是一个综合的可能性世界，日益需要进行自觉的跨界性、可能性研究。在跨界中寻找另一种可能，是“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也是哲学的重要特点。对现有知识与实践的批判与超越，对新知识与新实践的不断寻找，使人们可以冷静而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这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之所以不断繁荣的重要原因。“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合法性，深寄于哲学与人类知识生产机制的“跨界”、“可能”本性。

　　四、哲学的“小微、日常”趋势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方面，王金福教授认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只是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科学，既不高于其他科学，也不包括其他科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哲学因为是世界观理论，对其他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只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是指导去解决应当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问题”。那么，在王金福教授那里，哲学究竟是高于、低于还是同其他学科相平等呢？当王金福教授比较自觉地反对“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时，显然还是希望哲学高于其他学科，不希望看到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往，不希望看到因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玷污了哲学的神圣性、纯洁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哲学的文化与伦理本性。哲学是一个“小微”学科，还是一个“宏大”学科？哲学是神圣性的，还是世俗的？是普通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日常“活”智慧，还是只能由少数专家读懂、操练、垄断的神圣“死”知识？

　　反思哲学的总体变迁，可以发现，不断日常化、不断成为常人智慧，是哲学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文明的早期，也是哲学的早期，哲学是少数人的专用知识、专用智慧，具有神圣性，是少数有闲阶层甚至个别“哲学王”、“圣人”才可能拥有的垄断性的知识、秘笈。这一点与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已有发展但又水平、程度较低有关。在那个阶段，多数人主要忙于生存、生计，还无暇也没有条件去总结、反思生成于生活与生产本身的知识与智慧，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生活及其智慧的较专业的观察者、总结者、反思者、提炼者、传播者。在那个时代，哲学成为王者之学、圣人之学，成为宏大之学，有其历史必然性与阶段合理性。

　　近代以来，与生产力、社会总财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适应，有更多的人可以把全部时间或一部分时间用来观察、总结、反思、提炼、传播知识与智慧。这个时期的哲学有三个特点。其一，哲学家不断增多。与文明早期相比，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了哲学家。比如，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的斯宾诺莎。哲学不再主要仅仅由王者与圣人所专有，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智慧。非垄断化、世俗化、民主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二，哲学流派不断增多。与不断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基本同步，新的哲学不断产生，服务于生产、生活、科技、统治的哲学新思潮与流派不断产生。“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科技哲学”等不断兴起。部门化、应用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三，哲学的功能日益多样化、世俗化。哲学从一个神圣性的“宏大学科”，变成碎片化、世俗化的“小微学科”。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化相伴，哲学不再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日益成为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部分，成为丰富、充实社会生活、世俗生活的内在需要。小微化、日常化是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