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康德已经借助这种层次关系在描述“功能系统”的性质了，只是他并未把具有这些性质的东西明确地称为“功能系统”。根据外在目的论和内在目的论的不同，康德区分了两种因果关系，即“作用因的因果联系”和“目的因的因果联系”，后一种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下降的依赖关系”和“上溯的依赖关系”。康德通过“房子”与“房租所收入的钱”的双向依赖关系对之加以了说明。双向因果关系相当于今天心灵哲学中所说的心身相互作用，即“下向因果”( downwardcausation) 和“上向因果”( upward causation) ，而它们正是用来刻画心身功能系统的。此外，康德还把“有组织”和“自组织”的特性归给有机体，人属于有机体中的一员，因而也具有这些特性。这里所谓的“有组织”和“自组织”相当于功能系统的“适应自稳定性”( adaptive self - stability) 。

　　康德没有使用“功能系统”概念，但与之类似的概念在其论述中比比皆是。例如康德谈到: “这个唯一基于理性概念之上的最高形式的统一性就是诸物的合乎目的的统一性，而理性的思辨利益使得我们必须把世界的一切安排都视为好像它们是出于一个最高理性的意图似的。就是说，一个这样的原则向我们应用于经验领域的理性展示了按照目的论法则连结世上事物、并由此达到其最大的系统统一性的崭新的前景。” 引文中有“最高形式的统一性”、“合乎目的的统一性”和“最大的系统统一性”等表述，它们与“功能系统”是等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在笔者看来，康德所说的“系统统一性的崭新的前景”是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功能系统论”的领域，其本体论依据正是康德目的论。前面提到，功能系统是有层次结构的，相应地，其目的也是有层次之分的。康德指出，所有的目的最终都隶属于人的目的，即人的目的是最高层次的目的。在康德看来，正是由于人的目的的存在，世上一切其他目的才得以被统摄，最终形成一个关于目的的巨大“系统”。“最终的问题是: 这些动物连同上面各种自然界是对什么有利的呢? 是为了人类的多种多样的利用，……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他是地球上唯一能够给自己造成一个目的概念、并能从一大堆合乎目的地形成起来的东西中通过自己的理性造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康德从目的论出发顺理成章地引入( 功能) 系统的讨论，并且目的是相对于功能系统而言的，目的给出系统存在的根据或理由; 换言之，如果没有目的，那也就无所谓功能，功能系统也就无从谈起。进而言之，既然目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目的，相应地，功能系统归根到底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便意味着: 功能系统属于人的实践领域，功能系统赖以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人的实践的目的。

　　三、三种功能系统与两大哲学领域

　　贝塔朗菲为“系统”给出了如下定义，即一个系统“就是一个具有相互作用着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体，这些相互作用的性质是有序的( 非随意的) ”，并且这样的系统“不局限于物质的系统，也适用于任何具有相互作用着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这个定义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刻画了系统的一般性质: 从静态的角度看，一个系统具有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这些部分是“有序的”而不是任意的; 从动态的角度看，系统的元素与元素之间、元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使系统具备现实存在的基础。应该说，贝塔朗菲对系统的描述是具有一般性的，因为它既适用于单纯的物质系统( 如钟表系统) ，也适用于较为复杂的系统( 如空调系统) ，甚至还适用于更为复杂的系统( 如生命系统) 。贝塔朗菲承认，“人”这种生命系统在一切系统中是最为复杂的系统，它是理解其他系统的前提。“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是，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宇宙”( symbolic universe) 中，这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使“目的论”成为可能。贝塔朗菲说，符号宇宙造成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使目的性成为可能……目的性( purposiveness) 是唯独人的行为才有的……‘目的性’作为一种比喻指的是对建立和维持有机体秩序方面的功能的调节，而这正是生命的一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