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法律监督权本质上是一种程序启动权，检察机关启动相关程序，以一定的方式提出纠正的意见或建议，至于被监督对象是否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是否采取相应措施加以纠正，则由这些机关自己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让被监督对象接受监督并自我检讨和自我纠正，这本身就体现了监督的谦抑性色彩。

　　三、我国诉讼监督谦抑性的合理定位

　　诉讼监督的谦抑性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力的缩减，而旨在强调诉讼监督权的理性回归和准确定位，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干涉其他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行使。因此，“要全面、理性、辩证地认识诉讼监督的功能和作用，防止把诉讼监督看成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不包的思想倾向，防止打着改革的旗号盲目追求扩张监督范围、扩张监督权力的思想倾向”[19]。这就要求：

　　(一)立足未来诉讼监督权的拓展可能性，强调诉讼监督权力行使的谦抑性

　　必须要看到的是，虽然近几年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效果和力度有所加强，但“诉讼监督的范围还不完善，手段还不充分，与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更与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热切期待不相适应，因此，需要通过改革加以拓展，以进一步完善监督的范围、补充监督的手段、健全监督的程序。”[20]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已将上述问题纳入改革议事日程，比如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纳入诉讼监督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启动侦查权、明确检察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调查权、规定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义务等等，此外还有完善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等改革的内容。这些改革对于拓展监督触角，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职能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未来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拓展成为大势所趋。然而，权力一旦扩张就容易被滥用，实际上，正如本文在引言中所提到的，在改革诉讼监督权的进程当中，已经出现诉讼监督权行使异化及滥用的现象。必须强调的是，诉讼监督权的改革初衷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诉讼过程中司法不公、执法不严、严重侵犯诉讼当事人权利的突出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在通过改革拓展诉讼监督范围、手段、完善诉讼监督程序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诉讼监督的谦抑性，务必防止有人打着拓展诉讼监督权的改革旗号，不当干涉公民权利和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正常行使，对诉讼监督权力行使异化及滥用的情况必须及时制止，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二)科学界定诉讼监督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恣意扩张诉讼监督权力的界限

　　诉讼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纠正，以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具体范围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民事审判监督、行政诉讼监督。[21]

　　首先，诉讼监督的对象是对公权力的监督，而非私权利的监督，诉讼监督不能指向公民个人，不能以监督为名干涉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行使，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各项辩护权利的行使。如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提出自己做辩护人申请会见、阅卷(哪怕就是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请求一概予以拒绝，告知必须请律师，否则不得阅卷、会见，并冠之以这是防止串供的有效监督手段，实则是对辩护权的不当干涉。又如，有些执法人员为转移案件被害人一方缠访、闹访等矛盾，对明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提出抗诉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对抗诉权的不当行使，实质上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加剧了当事人双方对司法的不信任心理，并再次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置于不确定的状态。这种冒用、滥用诉讼监督权，已经跨界涉入到公民私权利的范畴，从而“蜕变”为侵犯和牺牲公民权益的手段。

　　其次，诉讼监督是对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能将监督与正常行使权力下的制约与配合混为一谈。例如，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后做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公诉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又如法院不能超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事实进行判决，还有目前大力推行的量刑建议权(实际上是公诉权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都体现的是公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基于权力分工、制衡原理产生，并非是出现了权力违法而产生。又如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现在有“检察引导侦查”的做法，并且效果良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权仍然是属于公安机关的，检察院只是在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展开侦查取证工作。检察引导侦查的活动，并非是因为出现了违法的情况而进行的，并非检察院的诉讼监督权的行使，而体现的是《宪法》第135 条规定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