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类案的监督，应讲求与被监督机关的沟通交流，能够运用监督协商等较为轻缓的监督方式时就尽可能不去运用较为严厉的监督方式。监督与被监督是一对矛盾，要想做好监督工作必须依靠矛盾双方的互相配合，所以检察机关应特别注意与被监督机关沟通交流，建立日常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争取被监督机关的理解与支持。监督协商可以表现为当面约谈、联席会议、内部交流季刊[27]等方式，在采用上述方式可以解决问题、实现监督目的、达到监督效果的情况下则应避免采取生硬、激烈的对抗形式进行监督。

　　结 语

　　总之，诉讼监督的谦抑性并非抑制监督，其前提依然是依法监督，对于法律所赋予的监督权力依然要坚决行使，通过提出纠正意见，促使被监督机关形成和完善相关机制，而不是越俎代庖、取代被监督机关执法的权力。同时，诉讼监督的谦抑性并非弱化监督，对被监督者过分迁就和避让，而是旨在寻求一种更能调动被监督方主体意识、获取被监督方内心认同的监督方式，实现监督效益的实质提高，其落脚点仍然在于强化诉讼监督。因此，强调诉讼监督的谦抑性旨在说明：诉讼监督并不以树立检察监督的权威而贬损其他执法司法主体的权威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检察监督维护执法司法的公正和权威，进而树立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注释:

　　作者简介：程晓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少年检察处。

　　关于诉讼监督的谦抑性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童建明在《加强诉讼监督需把握好的若干关系》一文中就谈到对于诉讼监督应坚持拓展性和谦抑性相结合。监督的拓展性，应把重点放在监督手段和方式的拓展上，以增强监督的实效。在通过改革拓展诉讼监督范围、手段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诉讼监督的谦抑性。参见童建明：《加强诉讼监督需把握好的若干关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1]孙谦、童建明：《论诉讼监督与程序公正》[C]，载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 15 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09]30 号)。

　　[3]如 2008 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加强诉讼监督的决议。目前共有 29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决议、决定。2009 年 12 月29 日最高检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09]30 号)。

　　[4]朱孝清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公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 年 6 月 30 日)中提到：五年来，共纠正侦查机关(部门)漏移送起诉 30606 件 68765 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 185%和 139%，向侦查机关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 38509 件 59330 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 218%和 269%。共提出刑事抗诉 16403 件，法院审结 9761 件，共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6771 件，采纳意见率 69.4%，比前五年上升 11.9%;提出纠正审判活动违法意见 13710 件次，比前五年上升 173%;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公诉案件 50084件，年均增长 70.73%。

　　[5]方工：《刑事司法权需要谦抑》[N]，《检察日报》，2011 -06 -23。

　　[6]参见朱孝清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公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0 年 6 月 30 日)。

　　[7]孙谦：《中国的检察改革》[J]，《法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8]同前注[5]。

　　[9][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6 页注释 2。

　　[10]See Thomas W.Merrill，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utive Precedent，Yale Law Journal，Vol.101，Issue 5(March 1992)，p969.

　　[11]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J]，《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1 期。

　　[12][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M]，李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383 页。

　　[13]同前注[7]。

　　[14]同前注[5]。

　　[15]同前注[7]。

　　[16]万春、高景峰：《论法律监督与控、辩、审关系》[J]，《法学家》2007 年第 5 期。

　　[17]《列宁全集》(第 43 卷)[M]，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5 -196 页。

　　[18]张智辉：《法律监督三辨析》[J]，《中国法学》2003 年第 5 期。

　　[19]童建明：《加强诉讼监督需把握好的若干关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