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20世纪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的现代性文学重塑了现代性的历史，它把过去、现在、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不仅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给出了历史断裂的明确标志，同时给那些阶段性的断裂划定界限。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使用“现代”这词时，他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然而，当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后，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

　　现代性的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越来越多。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传统的断裂。而哈贝马斯则为现代性辩护，他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面临困境，但是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需为此负责，这只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他提出应该通过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认为“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一方面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为历史变革呐喊开道，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的鸿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风雨曲折中走过，“现代性”一直贯穿其中，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前进着。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重塑了现代性的历史，它把过去、现在、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不仅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给出了历史断裂的明确标志，同时给那些阶段性的断裂划定界限。

　　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到清晚期，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与现代都市的崛起、现代传媒方式的发生密切相关。晚清众多革命性文学主张以及五四时的文学新思想都是载于书报杂志而播于社会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呼唤现代性，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主题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的。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从一个宏伟的现代性叙述角度，对以阿Q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讽刺和批判。在现代性的烛照下，既充分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性，也展示出现代性文化启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这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学掀起的第一次浪潮，它信奉进化论，相信科学精神，具有现代人文关怀，肯定文学独立价值。但是由于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学现代化的不彻底，一部分人倡导启蒙功利主义，另一部分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文学，这给后来的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