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象外”之“意”的审美旨趣，在南朝的绘画艺术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一些文艺评论家将这一旨趣作为品评画艺高低的标准，并加以推崇。齐梁时期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苟勖的画时，便说道：“若拘以物体，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谢赫所说的“拘以物体”，指赏画之人若只注重形象，那就仅仅停留在画中之形所表现的特殊之意上，不可能悟到画象之外的“精粹”；若超越画象，由特殊之形去悟一般之理，那就能领

　　会画象所表达的“微妙”之理。换言之，画象中的“微妙”之理，决非画象本身所直接表现，而是寓于象中，又超于象中，是“象外”之意。若要领悟“象外”之意，必须不“拘以物体”，要“离形超象”，这即是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象”之义，在美学上便称之为“离形得似”。这种“似”就是离开“象”而独存的意境。在唐宋时期，便形成了追求“神”和“逸”境界的审美情趣。唐代的张怀钝将绘画分为“神、妙、能”三品，朱景玄又补上“逸”品，虽未分高下，但已注重“神”和“逸”的境界。宋代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逸”格放在首位，形成逸、神、妙的位次。这种画法理论，王安石十分欣赏，他曾赋诗言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指王昭君的“意态”断非画师所能描绘，只能目睹而会意，毛延寿的被杀，真是一个的冤案啊!

　　四、“虚静”——必须具备的心境

　　继承“致虚极，守静笃”思想发展了学派的“虚静”的学说。所谓“虚静”，是指人的精神与“道”相通而合一的一种境界。《庄子·人间世》篇中说：“唯道集虚。”《天道》篇中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万物无足以铙(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这种“虚静”学说，后人论及修养时时常引用，一般都把它看做是创作之前上必要的准备功夫。

　　其实，“虚静”不仅是写作的心理准备，同时也是审美的一种状态和境界。“虚静”是庄子“心斋”的本质，是庄子所提倡的心态。中国古人普遍认为“心”是人思维的器官，庄子美学思想中，“心”除了具有“思”的功能外，还有“斋”的任务。庄子在《庄子·人世间》解释“心斋”时说：“虚者，心斋也。”也就是心的斋戒，指一种无欲无虑、虚空澄静的旷达心态。“虚”与“静”是“心斋”的两个内涵，同时又是一体的，统一的。在庄子看来是一个人心志专一，不用耳去听(因耳的作用止于聆听能引起欲望的外物)而用心去体会；进一步则要做到不用心去体会(心所体会到的毕竟还是现象)而用气去感应。气具有空明的特点，它能容纳外物及其内蕴，这种“气”只有在虚静中才能养成。《庄子·天道》言：“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可见，“虚”与“静”是审美主体持有的最佳的美学心态。“虚”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忘知”而容物；“静”并不是死气沉沉，而是“去知”而待物。以“虚静”为美学心态，体察万物，自然之心就会得到“自由”，从而观照到无限之“美”，感受到至美的境界。

　　在庄子看来，审美境界的达到是与物我同一的达到分不开的。审美的境界，即是物我一体，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学派所说的物与我的统一，包含着我与自然和我与这两方面的统一。庄子学派肯定物与我能够统一，不把物与我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东西，既不用我去取消物，也不用物来否定我，而这种物与我的统一，在人的感性的观照中呈现出来的时候，正是审美的境界。

　　我国古代不论是还是绘画、书法等创作，还是文艺鉴赏，均把虚静视为创作或鉴赏主体修养的最基本条件。例如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在论书法创作时就曾说过：“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明人吴宽在《书画筌影》中说王维之所以能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是因为他“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淳，洞鉴肌理，细观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气，孰谓画诗非合辙也”。文学艺术创作上的虚静，目的在于使作家和艺术家摆脱名利等各种杂念的影响，以便充分驰聘自己的艺术想象，在构思中形成最优美的艺术意象。“意在笔先”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但它必须在虚静的前提下方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