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庄子这种道不可言传、言不能尽意的观点，有人指出：“如果文学批评者在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认识下进行作品的分析，就会流入恍惚迷离，或者感到无从着手。”其实，就像对待任何理论我们都要辩证分析一样，对庄子的这种观点我们也要结合他的其它论述加以分析。

　　《庄子·秋水》篇中写道：……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事理都不能言传。庄子把对象分为有形——客观世界与无形——主观世界两种类型和粗、精、不期粗精三个层次，对对象的认识自然亦有三种境界。第一个是“物之粗”的境界，即宏观世界，这个境界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亦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获得认识的。第二个是“物之精”的境界，即微观世界，在这个境界人的感官就难以去观察认识，只能用意识进行体察。第三个境界是“不期精粗”的境界，即相对于客观世界的精神世界，这样的非物质世界是无形无状的，因此无法用是“精”还是“粗”来反映，亦既不能言传又不能意致，这便是一种虚无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这第三种境界便是道的境界。道的本质是虚无，因此道不以言传。

　　庄子“道不可传”的观点，源于他对“道”的本质的理解，是他对语言表现力局限性的客观分析，这种分析是对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所必然具有的特性的冷静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庄子的理论是符合语言规律的。

　　二、“得意忘言”——欣赏作品贵在领会实质

　　和“道不可言”、“言不尽意”相联系，庄子又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从感受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理解“道不可言”是就语言的表现力而言的，“得意忘言”则是从语言的接受力方面来说的。 《庄子·外物》云：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显然，庄子把言辞看做达意的一种工具，但“言”本身又不等于就是“意”，因为“言”不能尽“意”，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是丰富具体的思维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从接受者这方面来说，就要做到“得意而忘言”。所谓“忘言”，并不是排斥或抛弃言辞，而是指接受者在理解“意”的时候，不应拘泥于言辞所表达的范围，而应由此去领会和把握“言外”的部分，从而获得更为丰富和完整的“意”。庄子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发现言既然不能完全尽意，那么就不可执著于言，而应该通过言去捕捉意。“言”是人们得“意”的工具，“言”的目的在于“得意”，要“得意”就必须“忘言”。这种观点在《吕氏春秋·离谓》中有进一步的阐明：“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

　　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挢言无择。”依《吕氏春秋》之见，言辞是用来表达言说者的意图的，而对言辞作出理解就是通过言辞去把握言说者的意图。单凭言辞还不足以决断事情，惟有把握了蕴含于言辞之中的意图，才可以做出决断，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执著于言辞的字面意义，而忽视对言说者交际意图的把握，就会造成混乱，言语交际也就很难取得成功。

　　庄子“得意而忘言”之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言”“意”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吸引了各时期玄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和讨论。

　　曹魏著名谋士荀或之子荀粲，好之说，认为性与天道、圣人微言，不可得而闻见。他对《易传·系辞》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提出异义，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因此“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与其同时的著名玄学家王弼，阐释“得意忘言”的观点，认为“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并且进一步强调所谓“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观点。在他看来，是纯粹主观的东西，“意”才是具有客观普遍意义；语言只能表达物象的性质，不能表达本体的意义。他虽然肯定了思维的作用(所谓“辨名析理”)，却对它作了严格的限制。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包括逻辑思维，都是离不开语言的，对《周易》的认识也应如此。人们认识世界，都要使用语言作为工具，逻辑思维更是如此。词以及由词组成的句子，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直接表现。王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观点，但他没有停留在此，而是追求无限的意义世界或本体世界，认为这样的世界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强调二者的区别。由于他把“意”看做是一种超言绝象的精神境界，是心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超出了语言的范围，因而得出了得意必须忘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