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理论不仅奠定了玄学本体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且对当时的佛教，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理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佛教初传中国时，在译经和讲解中采用“格义”方法，以佛教名相与传统概念比附，十分刻板。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学方法的启发，也大力倡导“得意”方法。如东晋名僧道生说：“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在艺术上，两晋以来诗歌、绘画、书法中强调传神、写意等理论，提倡“弦外之音”、“画外之景”、“文外曲致”等等，也都是“得意忘象”思想的反映。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7》中说：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苏轼也有类似的说法：“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清代诗人赵翼针对苏轼的观点，写有《论诗》诗，指出：“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吾试为转语，案翻老斫轮。作诗必此诗，乃是真诗人。”(《卷四十六》)都是延续庄子“得意忘言”理论的典型论述。

　　三、“大美不言”与“大象无形”——艺术的最高境界

　　从思想上说，庄子认为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大美”就是最全最完整最高境界之美，“朴素”即尚未经过人工雕琢修饰的自然美。这种美学思想具体运用到文艺批评上，庄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天籁”、“天乐”说：

　　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老庄都反对人为造作的艺术，认为凭借雕琢而成的东西，只会破坏人们的趣味，使人忘记朴素自然之美。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爽。”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声”，他解释道：“听之不闻名日希。”也就是说，最美妙的是听不到人为的声音的音乐。庄子则把音乐之美分为三类，即“天籁”、“地籁”和“人籁”。“人籁”是人们通过各种乐器，借助于人力而造成的声音之美；“地籁”是风吹自然万物和各种大小洞窍所产生的声音之美，但它仍然要依靠风的力量；“天籁”则是自然界众窍自鸣的声音之美，它不凭借任何外力，完全是天然自发而生的。庄子认为“天籁”是最美的音乐，也就是“天乐”。这种“天乐”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因为它“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完全摆脱了人为的束缚。这是档次最高的文艺，也即“与天和者”的“天乐”。这种说法听起来过于玄虚，实际上包含的美学理论非常深刻，它明显是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理论命题引发出来，但作了精彩的发挥，从而形成道家文论的核心思想。

　　前面我们提到的好道家之说的荀粲，发展了这种“大象”的理念，进而提出了“象内之意”和“象外之意”的命题。他认为任何的艺术品都离不开“象”，而这“象”本身又有二重性：既是特定之象，又非特定之象。就其特定之象而言，当然要表现一定之意境，犹如卦象表示卦义一样；就其非特定之象而言，要求审美主体超越或透过具体之象，通过具体之象去领悟普遍或无限之理。“象内之意”为特殊，“象外之意”为一般，不必执著特殊，而应领悟、想象那“无象”的“大道”，这就是“象外”之美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