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的落后和僵化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少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文学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陈规，还有受政治牵引而盲信盲从，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了古代文学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时不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势所难免。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影响和干扰有的是非学术性的，有的还是学术性、学术色彩浓厚的。面对前者，以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学术免疫力和学术判断力，防止和应对相对还比较容易;而面对后者，我们应对起来有时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从容，古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简要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时尚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甚至一个阶段也有一个阶段的学术时尚。作为一个有着较长时间学术积累，有着自身研究范围和研究边界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如何面对和处理自身发展和学术时尚的关系，如何在波涛滚滚的学术时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抛弃，又能保持本学科的学术独立立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是存在问题和偏差的。我们似乎不必追溯太远，仅近二十余年真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就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冲击。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组合论、现象学、文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知识考古学，还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态研究等等，众多观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数登场，来一种思潮来一种观念，古代文学就紧跟在哲学、文艺学的马首后面，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随心态，尽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模仿着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问题和概念，并同时在未加认真消化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迅速拿起新工具参加战斗，企图用洋理论和洋方法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今天的我们肯定不会一般性地反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们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问题是，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问题能否解决，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应怎样对待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唯新是视，照单全收，还是理性冷静地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特别是像控制论、信息论，尤其是熵定律这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前些年不仅被古代文学研究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而且竟风靡一时、轰动一时，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此举已经相当不理智了。很显然，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对待时尚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新理论洋方法吹捧多、批评少，盲从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总是显得过分薄弱。定力不足，学科本位立场坚持不够，结果只能导致古代文学也像许多新兴学科一样，东风来了唱东风，西风来了唱西风，学术风标左右摇摆，到头来时髦思潮过了一波又一波，虽不能说经受洗礼的古代文学因此一无所获，但算起总帐来，投入产出失衡，付出和收获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学界在经过一次次学术时尚的云诡波谲之后，我们最终还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原点上来。

　　面对洋理论洋方法如此，面对相邻相关学科的变化和牵动，古代文学也同样存在瞻“马首”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产生的时间长，积累的实践比较多，学科也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原典、打基础。那么，在同样的有效时间里，其他学科的人完全可以腾出比我们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们则只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为本学科研究作准备的基础性工作方面。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也同时是它的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获得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资质以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与信息来源，就经常会比其他的相邻、相关学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同时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即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它的观念很难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领时尚和领导学术发展新潮流。有了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关相邻学科的牵动和影响了。这里仍然需要举例加以说明。众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近年的考古学、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学术时尚的代名词，包括文史哲在内的各学科各专业学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称考古发现、言必称地下发掘的程度，学界仿佛真的“开篇不谈考古学，读遍诗书也枉然”了。形势逼人，古代文学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转移。早些年的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不说，阜阳汉简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荆门竹简的出土，特别是上博简的面世，可以说一夜之间打破了学术界的平静。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学术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已经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学术发展期待寄托于地下发掘了。当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学圈内人，对考古完全是一个外行，我这样描述这一状况绝非有意对考古学心存不敬，而是觉得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界对地下发掘的追捧明显过热，期待值明显超出实际。仅以上博简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位权威学者对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时间作过肯定性的说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说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时间真的就那么难吗?再有，其中《孔子诗论》一篇对《诗经》研究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在许多学者那里，它也存在被过度阐释的危险。因为在我看来，《孔子诗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诗》本义问题。我以为，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诗》，与我们今天论《诗》，其间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当然，孔子去古未远，对《诗经》的了解或许更接近事实。但从理论上讲，孔子所理解的《诗》之本义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诗》之本义。目前古代文学界围绕通过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企图就此彻底弄清《诗》本义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又于无意间制造出一场新的误解。我认为，这一误解的产生恐怕主要来源于古代文学对考古学的崇拜性期待。我们不妨这样提出问题，如果古代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学，如果以后考古学界不能像此前一样陆续为我们提供新的地下发掘，古代文学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搞?这样下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战略?起码就现实的状况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展现令人信服的答案。还有，与追随考古学相仿，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现的禅佛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无庸讳言，佛教不仅对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创造了有足够理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学。但是，佛教既不是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段文学都有关系，也不是任何文学现象都适合引进禅佛视角进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识结构、任何素养和研究风格的研究者都能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禅佛热似乎也有适当降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