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受新时期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学术时尚的牵制尚属于老学科遇到新挑战的话，那么，于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经常花样翻新地旧话重提以吸引学界的关注，事实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学术注意力。这样的问题尽管常常是关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几乎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问题有的就是由某权威人士的一个名言警句而来，原本问题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论证，或命题在命名之后就未经过认真考虑其是否具备学理的根据。史学界长盛不衰、久争不下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争辩驳难，无非是那么几条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无非是那么仅有的可供选择的若干答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的自觉问题似也可归入此类。这一话题原本是由鲁迅先生所谓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一语而来。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鲁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当然，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有其学术根据的，例如进入魏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而后又陆续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的划分越来越细，文体的自觉追求越来越明确，由此，遂导致后来持续较长时间的文、笔之分和文、笔之争。有了这些理由，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就已经相当坚实了。不过，自打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文学界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基本没有停止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当年鲁迅先生的时间认定，而企图把中国“文的自觉”到来的时间提前，于是就有了东汉说、西汉初年说，乃至先秦说。如果对这一现象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个引起学人扎堆讨论的现象起码暗含了一个非学术化问题: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态，似乎中国“文的自觉”的发生时间越早就越能证明中国文学的伟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当年鲁迅先生“文的自觉”对译为“文学的自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就已经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很显然，鲁迅先生所谓“文”是指“文体”，他之所以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的理由也都是侧重“文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的所谓“文学”也指的是“文体”，否则他就不会在下面按时代先后逐一罗列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乃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了。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把“文体”和“文学”相混淆，“文体”的变迁是有迹可寻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而“文学”的自觉与否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以进行学理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一语境下的“文学”的核心是“文学性”、“文学因素”或曰“文学色彩”等等，而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难确定其准确内涵的。没有准确内涵，讨论和驳辩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争执。

　　由此可见，过分追攀学术时尚，古代文学以其先天的劣势往往非但不能搭上时尚的末班车，反倒不免受时尚之误、之累、之害，最后在五颜六色的时尚面前一无所获，而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囊，再次从起点出发;以著名的老话题来作新文章，又不免常常像孙悟空落入如来佛的掌心一样，由于从根本上缺乏超出如来佛法的能力而空作无意义的挣扎，最终只能在白白忙乎许多时辰之后依然束手就擒。在这方面，但愿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力争少缴学费为好。

　　上述不无苛刻和偏颇的讨论纯粹是笔者的一己之见，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有一点必须声明，中国古代文学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研究观念、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绩并不说明它没有问题，我想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解决问题之后，古代文学研究才可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8

　　摘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传承优秀中国古代文化至关重要。受到传统教学思路与市场经济的影响，部分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重形式、轻能力等问题，忽视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不利于我国优秀古代文化的传承，而且不符合社会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教师培训、课程设置与内容、考核标准等方面入手，为基于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寻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