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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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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四”与现代文论的发生

  “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本次年会的主题,也是参与讨论人数最多的议题。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考察了“五四”新文学以来青年形象解读的两种话语体系:青年话语和阶级话语。青年话语的前提是青年与老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强调青年的活力与创新,阶级话语强调的是各个阶级共同体在经济和权力结构之中的不同位置。

  “五四”的文学经验与思想经验得到了参会学者的深入分析。王一川(北京大学)认为郁达夫小说所创造的如画中的自我沉沦形象不仅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现代文学变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同时,他从个体自卑感的国族化、尽情宣泄后的解放与自由感、自我沉沦的如画氛围等多个视角呈现了《沉沦》的美学意义。褚金勇(郑州大学)通过对“五四”时期形成的一种“抑文扬质”的理论谱系的梳理分析,指出启蒙先驱这种选择是期望“以质救文”,挽救中国文学的颓废之境,同时也蕴含着训练国人思维,改造国民性格之意。吴秀明(浙江大学)从《狂人日记》出发,讨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内证、外证与互证。王建疆(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崇无”和“尚有”之争直接拷问着“五四”传统是否延续、“五四”目标是否实现、“五四”精神是否尚存的问题,而“待有”却审视着中国文论和美学如何发展的重大课题。他主张以“别现代”(Bie-modern)理论区别真伪现代性,超越崇无尚有之争,探索“待有”,展开对话。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从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与语言表达三方面总结了“五四”新文学反正统的精英意识。

  参会学者对学术史的重视多有体现。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通过对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反思,提出有必要追问“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以此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金雅(浙江理工大学)强调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华美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积极传承了民族美学的人文情怀、辩证思维、诗性品格、艺教传统等精神因子,也着力拓展了民族美学的人生视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实践向度等精神要素。谷鹏飞(西北大学)认为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分离表现为从观念话语到知识谱系、再到学科体系的全面分离过程,这一分离过程在使中国文艺学快速完成现代转型与学科独立的同时,也丧失了传统文艺学作为一元化的知识形态时所自然蕴含的巨大现实生命根基与对文艺审美现象的强大诊断力,后者正是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在当代发展中亟须重新找回的东西。

  参会学者还聚焦多位理论家,在历史化之中进行再解读。刘利平(兰州大学)认为王国维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两重维度,前者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开启者,后者则成为启蒙现代性中最富有批判性的理论阐述者。吴可(北京大学)指出胡适诗学主张中文学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内在联系,并比较了胡适对艾米·洛威尔的创造性误读与后者自身的文学诉求。付肖宛(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朱自清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的基本立场来建构中国文艺理论,某种程度上指出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方向。此外,刘旭光(上海大学)、谭菲(北京大学)、李云雷(《文艺报》编辑部)、陈庆(中国人民大学)、李勇(苏州大学)、李松(武汉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始终是历届年会的重要议题。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重点讨论了重建中国文论传统的几种尝试,包括在总结中国固有之文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文论基础上借用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重新概括、命名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以西方的诗学原理为标準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

  参会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古代文学与文论进行了解释。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可以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而“简”“无”“晦”“散”对应的恰好就是听觉传播的模糊、断续等非线性特征。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并指出其对唐代诗歌不同阶段的划分,对以盛唐为法的标杆的树立,以及扬唐抑宋的态度等,都对明清时期的诗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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