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要在东融会基础上建造更加美好的 “新精神文化”。

　　有意思的是，宗白华由于在现代语境中着力张扬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因而他的这种现代文论往往容易给人以“古典”印象：似乎其根本特点就在其 “古典性”。李泽厚先生的上述“误解”正由于此。其实，如果宗白华的文论确实有着“古典”特色的话，那么，这种古典性不过就是现代性中的古典性而已，因为它归根到底是现代性的，属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一种特定方式，也就是代表了在现代性语境中探寻古典文化精神、为中国文论现代性提供古典传统支撑的一种特定方式。诚然，宗白华借用了古代术语“意境”或“境界”等并且张扬古典文论与美学精神，但这终究是在现代全球化条件下，出于中国人的现代生存的需要，并且为了这种生存，因而不折不扣地是现代的。如果换了古代文论家如叶燮等来从事同样或相近的工作，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寻觅结果。因此，如果把它简单地划归入“古典”，那就会将其与中国古代文论混淆起来，使得现代性与古典性混为一谈了。当然，客观上说，李泽厚当时的论断对我国文论界在“新时期”重新思考被轻视已久的古典文论的现代意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和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三类外，现代文论还有更复杂多样的具体形态，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需要强调的是，同一文论家或美学家本人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文论取向，或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取向，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宗白华的取向是大体前后一致的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朱光潜却有不同，他早期的《谈美》、《文艺学》和《悲剧心》等可以总体上属于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但中期的《诗论》的某些部分却又可以划归入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钱钟书诚然有《管锥编》属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但其论文《诗可以怨》又可归属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范畴。可见分类确实存在一定的陷阱，没有精确的非此即彼标准，也不必太当真。如果分类或多或少有助于了解中国现代文论的多样化发展状况，足矣。

　　探讨现代文论的上述几类呈现方式，是为了显示中国现代文论所具有的传统性品格，以及这种传统性品格本身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在新世纪语境中寻觅中国现代文论的进一步建构思路，不妨先回头看看，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钱钟书等前辈曾经踩出了何种脚步，这种脚步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我们迈向新路程的示范。

　　注释：

　　①李泽厚：《〈美学散步〉序》，《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②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③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3页。

　　④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总批，据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一回总批，据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2页。

　　⑦⑧⑨⑩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第94页，第59页，第58页。

　　《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品格(第4页) 篇2

　　2018年11月1日至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与会。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并指出“五四”文学经验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发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教授代表学会对主办方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认为“五四”传统与当下的文学境况都为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之后的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五个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