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学者对学界缺少关注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丽丽（北京大学）细致分析了福柯评论巴塔耶的长文《僭越序言》，指出福柯的洞见在于，在现代的性（sexuality）与上帝之死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间，看出了两者在时间和结构上的同时和同构，从而将对巴塔耶的文学评论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诊断。王曦（南京大学）通过分析朗西埃对其《年代错位的概念与历史学家的真理》的辩护与再讨论的文章，认为朗西埃的反历史主义路径不仅回应了他表面上的理论对手——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其潜藏的理路或其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朗西埃所“背叛”的老师阿尔都塞，至少在“反历史主义”的问题上，朗西埃没有切断同自己的旧日导师的思想联系。

　　参会学者在理论历史化的过程中突显了强烈的思想史意识。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聚焦于萨义德与伊格尔顿之争，认为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萨义德的批评与伊格尔顿的回应和反批评，构成了审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现实性问题思考的有趣视角。王嘉军（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五月风暴”的文化政治遗产以及“伦理转向”，通过对列维纳斯、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的讨论，指出五月风暴的遗产是复数的，也是歧异的，作为事件的五月风暴最为殊異的特征正是让这些差异的观念和可能性以一种非同一性的形式共在和延续。此外，常如瑜（江苏理工学院）、路程（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娱玉（华东师范大学）、毛娟（四川师范大学）、王有亮（重庆师范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四、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不仅具有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具有继往开来的关键意义。对改革开放40年文论研究的总结是参会学者的一大关注点。谭好哲（山东大学）反思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同时认为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王确（东北师范大学）反思了从遥望“五四”“人的文学”思想的新时期文学主体论，到文学的主体间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经验与成就。

　　参会学者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史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化分析。金永兵（北京大学）以“新浪漫主义转向”重新解读1980年代的文艺场域，通过对“浪漫”与“启蒙”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当代文艺场域的历史化反思，在启蒙主义视角之外提出了一个理解与解释1980年代的“新现代性”的思路。李仕桦（西华师范大学）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症候，认为兴盛于1990年代后的泛文化研究试图消解一元中心时代的政治性、阶级性，从而拓展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空间，也带来文学理论丧失精英立场，生活与艺术界限的模糊，文学特有的审美与人文诉求的失范等等问题。

　　参会学者还追溯到更早的当代文学与文论阶段进行深入研究。赵勇（北京师范大学）借助于本雅明的理论视角对赵树理其人其作重新进行解读，并认为赵树理及其创作进入到审美前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艺术与政治等矛盾冲突之中，这也是本雅明并未解决的理论难题；即便如此，赵树理其人其作在今天依然存有某种“光晕”，这正是他在“讲故事”的维度上留给我们的价值。寇鹏程（西南大学）比较了周扬与胡风對“五四”的认识，并提出胡风对“五四”的阐释超出了毛泽东解释“五四”的范围，强调“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发动、“市民盟主”地位以及“革命人道主义”等。

　　建构中国文论当代性的问题也得到参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清民（河南大学）对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以毛泽东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无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董希文（鲁东大学）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创作思想，并认为习近平文艺精品创作相关论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对于繁荣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聚焦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的基本内涵和问题性，认为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高空作业和批评话语的实用操练，而是通过有效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