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参会学者以整体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入分析。李健（深圳大学）认为“托物寓情”作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一种类型，它的运作模式是先有情，然后再寻找与这种情相适应的物来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生活，前者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促成之外，还有中国独特的文化、风俗等因素，后者则不仅因为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情感，还因为作家、艺术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理会到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某些关联。李飞（山东大学）认为古代文体范畴的核心是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的最基本的统一性，而从如何获得这种统一性出发，则派生出体裁与体貌两个系统。樊宝英（浙江外国语学院）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话语形态，即以“一分为三”为思维模式，以“道—象—器”为逻辑框架，以语言结构为中介，阐发文本意蕴，确定文学美以及为什么美的真正所在。任树民（北华大学）认为中国文学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物之妙”的“体物”传统；从体物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将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学到底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参会学者还将目光聚焦于具体的理论家或理论作品之上。李瑞卿（北京语言大学）以《国故论衡》为研究个案，指出章太炎反对以文笔对立、骈散对立、文辞对立、论说与文辞对立来界定文学，同时，他也不流连于中西贯通、情理融合的思路来讨论文学；章太炎从训诂、雅俗、体裁、性情等方面思考文学的合理性。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认为《文心雕龙》研究面临着转换视角、更新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既要跳出“文学”的框框进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又要跳出“理论体系”的框框兼顾其富于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文化人类学是一条理想的理论取径。付红妹（沧州师范学院）认为张之洞在将“宋意”纳入自己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直面所处时代，以自我为主体，在吸收中做了选择，在传承中进行了创造，呈现出了具体而独特的审美风貌。此外，徐军义（渭南师范学院）、刘锋杰（苏州大学）、陈虹（铜陵学院）等都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三、西方文论的新发展与再解读

　　西方理论家是中国学者的重要对话对象，参会学者不仅在理论文本的再解读中呈现了思想的敏锐，还在对西方文论新发展的关注中表现了积极的对话热忱。

　　参会学者首先体现了对西方文论史的总结意识。汪正龙（南京大学）认为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文本自身，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文学研究；二是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陶永生（山东大学）总结了“后理论”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批评思潮的形态与嬗变，并在此思路中分析了福柯“谱系学”历史观、威廉斯“文化唯物”论和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论。

　　参会学者密切关注学术前沿，把握西方文论的新发展。阎嘉（四川大学）讨论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空间理论”，指出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对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蒋洪生（北京大学）分析了批评理论的“情动转向”，通过比较affect、feeling、emotion三词，对“情动”一词的翻译进行了辨析，并着重介绍了哈特的“情动”理论，打开了“情动”问题的现实向度。刘芊玥（华东师范大学）同时指出，“情动”概念成为研究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论工具，并且揭示出情感的根系蔓延于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理论对“情动”概念的挪用，表达出将情感的本体论承诺加以理论化的强烈诉求。赵奎英（南京大学）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诗意栖居”目标、“语言时代”语境，以及人作为“语言存在物”的内在规定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何以提出问题。

　　参会学者对诸多理论家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洋（北京大学）分析了利奥塔建立在“力比多经济学”理论之上的电影哲学，不仅讨论了两种反抗力比多装置的电影形式，即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中的极度的静止与极致的运动，还详细讨论了利奥塔的理论逻辑。李震（浙江师范大学）讨论了布朗肖的非反式思维及其文学问题，并将其文论思维中的游戏规则概括为：学科界限不再存在，结论也不再重要，不会给出“是什么”的抽象定论，而是乐此不疲地呈现“什么是可能的`”的思想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