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 孟子的父子观

　　父子关系是先秦思想领域的重要话题。基于前提的不同，笔者将父子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基于恩的父子关系，故孟子不赞同父子以善相责，认为这是最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情，责善乃是朋友相处之道。第二种是基于义的父子关系，如荀子所言: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 第三种关系则是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互惠型父子关系，如“父不父，则子不子”( 《管子·形势》)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科学，因为有其他恩义都涉及到父子关系，但以义、恩、互惠为原点可以组合成各种父子关系，能够尽可能地涵括中国先秦时期所有的父子关系。

　　基于恩的父子关系最为稳定，因为这种血浓于水的恩情乃天然形成，也更容易激发父子相爱，故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道爱自己的双亲，等长大后又无不知尊敬自己兄长的; 这种父子关系也比其他父子类型更容易走向绝对化，黄宗羲也认同这种“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道理，即赞同父为子纲; 此外，这种具有绝对化倾向的父子关系还蕴含着对君臣之义的否定。正是这种基于恩情的父子观决定了孟子在“亲亲”和“尊尊”两者面临冲突时更容易倾向于“亲亲”，甚至摈弃义对恩的钳制。如果说孟子答咸丘蒙之疑并不足以显示孟子的亲亲为大的立场，那么舜“窃负而逃”的案例则给予了最真实和彻底的回应。

　　2. 2 舜“窃负而逃”的价值

　　在舜“窃负而逃”的问答记叙中，孟子想象舜像丢掉破鞋一样而弃天子之位，偷偷地背负杀过人的父亲瞽叟逃之于海滨，快乐自得而忘掉曾经做过天子之事。( 《孟子·尽心上》) 这种“为父弃君”式的选择同孟子的其他思想主张是相合的。在孟子看来，仁义忠信等为天爵，而公卿大夫等官职乃是人爵，所以不能舍天爵而保人爵。( 《孟子·告子上》)仁的主要内容就是侍奉双亲( 《孟子·离娄上》) 。如果作为人子得不到父母的欢心就像鳏寡孤离的人无所归宿，因而被天下人所喜爱，娶有美貌的妻子，坐拥万贯财富，享有高贵的地位等，这些都不足以解除内心的忧愁，真正的孝子一辈子都思慕自己的父母( 《孟子·万章上》) 。

　　综上所述，暂且不论舜“窃负而逃”所面临的从轻治和的质疑，它更多地被孟子赋予父子之亲高于君臣之义的道德价值，这为反对君主至上和集权专制提供了思想上突破的一种可能性。故在孟子的君臣观中，君臣之间并不如父子关系那样绝对化，不同于后世“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的君臣观。因此，孟子敢于对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孟子·离娄上》)

　　2. 3 孝亲高于忠君

　　咸丘蒙之问和舜“窃负而逃”透视出亲情高于政治的思想之光。从理论上看，这种思想源自“尊尊”本身基于“亲亲”; 从学派而言，则应是上承接子思而统属于思孟学派，中经历史埋没，迟至黄宗羲重新拾起并发挥之。郭店楚简《六德》云: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虽然学术界对于“绝”字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本句所强调若父丧与君丧两者同时发生，两者丧服的规格与时间相同，则这时应将服父丧置于优先位置; 而“治亲疏贵贱之节者，惟表服可以尽其详”，所以“为父绝君”乃是对重大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回答———父子之恩最终是高于君臣之义的。

　　战国后的历史演进却走向了忠君惯于孝亲的道德理念，对于这种价值取向，李存山教授将之归因于韩非和“秦之坚甲利兵和秦火之后湮灭”，而李零教授则追溯为宋代道德提倡“忠君”大于“孝亲”，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宁可牺牲亲情。

　　这些追溯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遗漏了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儒家内部自身具有抬高君臣之义的理论发展; 其二是大一统时代需要加重君主权威。如荀子在来源上和从属上君亲同等，亲亲与尊尊仍是不分先后轻重的，但事实上荀子认为尊尊比亲亲地位更高，君恩大于父恩。

　　按照荀子解释为何为君也需服丧三年所言: “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 《荀子·礼论》) 君主给予治民的恩情已经超过父母所给的，则可以得出此结论，也符合荀子的隆君思想。再如《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不以家事辞王事”的思想，《春秋公羊传·哀公三年》载姬蒯聩与辄父子争国，世子蒯聩因谋弑母亲南子未成，被卫灵公废逐，另立蒯聩之子姬辄。灵公卒后，姬辄即位，蒯聩在晋国权臣赵鞅支持下归国争位，卫出公辄派兵阻止。辄虽为蒯聩之子，但出兵相拒为何有道义的支持? 《春秋公羊传》认为因为不可以父命而抗祖父之命，反之则可，这正是父命奉行于儿子; 不可以家事推辞王事，可以以王事推辞家事，这正是君主之命遵守于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