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职能应当是多方面的，吸取前人的理论思维经验以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实际上，按照通行的唯物唯心框架模式研究中国哲学，只能给人展示一部前火错误堆积的历史，并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发，也达不到银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效果。这样就使哲学史研究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和生命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哲学智慧的最高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一切哲学的愚蠢和没有自己独到的长处，通过以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框架改铸哲学史的途径非但无益于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髙明，反而使人误以为一切真理都已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被穷尽。各种哲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对哲学史研究职能的要求也不应单一固定，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各种哲学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研究职能。

　　事实上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长于理论思维，道家哲学主张“静观玄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佛教哲学提倡不立文字、离言扫相，理论思维更在其排斥之列，所以要想通过研究中国哲学吸取理论思维经验和银炼理论思维能力，简直是缘木求鱼。哲学智慧本身并不是单一形式的，而是多种多样的，或重在理论思维与逻辑论证，或长于实践体验和直觉顿悟，中国哲学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后者而不在前者。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目的就不应局限于总结理论思维经验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而应当更注重揭示中国哲学智慧特长的方面并给人们以智慧的开悟启迪，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有益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充满现代活力。